二千多年前的西漢時代，雄才大略、開創空前盛世的漢武帝曾說：

    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
    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國！(此「國」乃指諸侯之國)

    這是他建立不朽功業，統治整個大中國的成功心得。

    武帝即位之初，面對「七國之亂死灰未滅(地方不服中央)，橫行塞北匈奴勢力日張(外患日迫)，商賈、任俠一任己意私利行事，擾亂社會安寧。」(見拙著《明太祖教育政策研究》第二二頁)內政、國防與社會秩序存在極大隱憂。如何將之撥亂反正，是當時的大難題。武帝面對此困難，要處理得好，必須做到兩件事：一是對時局分析得週到，判斷得準確；二是能針對內外時弊，對症發葯。

    歷史証明，他做到了，他成功了。他能從謀萬世之事，而知一時之患何在；謀全局之事，而知一國之亂何來。清楚了禍亂的根由後，他又能因應時勢之所需，在祖父與父親(文帝與景帝)的無為之治後，採行了董仲舒的崇儒建議，以孔孟大一統、大倫理思想管治天下；以仁、義、禮、樂興辦教育，培育人材，美化風俗，為漢代盛世打下良好基礎。雖然武帝因「忿胡、粵之害」而四出用兵，虛耗不少國力，但迫於外患日深之勢，此亦無可奈何!

    今日我們國家雖無匈奴壓境之憂，卻有異國陰謀煽惑之患；地方上有些區域對中央並未完全尊重信服，此則與漢代如出一轍；內政方面，官吏貪枉，幹部橫行，為非作歹之徒，桀傲不馴，無惡不作，則又過之而無不及。處此內憂外擾境況，要將關係國運興衰的大難題解決，兩岸及全球同胞理應以大局為重，團結一致，支持國家效法漢武帝以謀萬世之智、尋求解決時代難題之策；謀全局之理，探搜統合地區之政；以有助於大一統之完成。

    事實上，武帝之後，歷代英明之主無不追隨其前進軌跡而收大治之效者，此所以儒家學說能在各家思想中排眾而前，成為我國學術主流的重要原因。(見第四章〈兩岸分裂→統一流變說明〉)。此無他，因武帝治國經驗令後世君臣確信，欲使國家從紛擾之局而達於長治久安，首要之務必須先從改善民生著手，然後以移風易俗之教，化導百姓，使人性向善，進而端正人心。只有全國上下人心端正，始能樹立有利國家統一的積極思想。有了統一的積極思想，才可激發促成統一的正面行為。人人在生活上與對國家事務上能以正面行為相標榜、相勗勉，國家才可順利走上和諧統一的康莊大道。

    我們現代中國，民國建立後，由於革命派缺乏強大軍事實力，孫中山先生乃被迫讓位予袁世凱。袁世凱以亂世梟雄手段弄權竊國，終造成軍閥割據，使清室倒台後的多難祖國再度陷入嚴重危機。目睹國難方殷，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深以權奸誤國及一心只為做官的斯文敗類助紂為虐為可恨。於是發起反傳統的新文化運動。由於口號與行為之過激，遂使數千年賴以維繫人倫綱常、社會秩序，足以警頑立懦的孔孟思想，遭遇無理無情之毀棄。使國人內心失去足令大眾和諧團結的支柱。及中國共產黨成立，國共由於政見不同，陷入了長期苦鬥，彼此為求打擊對方，在「黨教」的鑄造和薰陶下，以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挑起仇恨，養成猜忌難容的人性。猜忌的人性令到人心險惡，思想機詐，行為趨於激烈鬥爭，結果造成勢不兩立的嚴重分裂，形成今日在一個中國之內，有兩個大小不同、信仰不同、制度不同、社會價值不同的政府。要將此水火不容的兩個政權重新綰合，共同創建一個劃代的新中國，我們全國上下一定要領悟「解鈴還須繫鈴人」的道理，然後從人性的化育，與人心的轉變方面做工夫，以求思想與行為由敵視的對立，變換為關懷的融和，如此漸行漸近，才可營造眾皆樂見的統一和談階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