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英所以不厭其詳憶述上世紀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舊事，目的無非希望國家領導當局，能正視香港在自由主義及傳統文化教育的影響下，所造成的思想和文化現象。並由此體會歷史發展對現實生活影響之重要性。從而注意及台灣一島儘管只有一千萬人、千五萬人、二千萬人，或今日二千三百萬人，但全球歸向由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辛亥革命創立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心卻遠遠超於此數。此點，中央領導層在製訂國家統一的對台政策時，實應特加留意。

    香港回歸十一年，始終未能令政治爭議趨於融和而取得共識，未能令社會達致安定繁榮，原因就在於特區政府忽視香港社會自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由南來之士著意栽培，孕育而成的一股強而有力的文化、教育力量有莫大關係。請大家細心想想，何以教育界和年青人最不樂於與親中的「建制派」合作？而最喜歡挑戰特區政府恃勢凌人、「言不成理」的政策？香港的公立學校回歸之後為甚麼連起碼的愛國教育也做不好？對莊嚴神聖、名正言順、理所當然的國旗也不願懸掛？----- 一連串說之不盡的問題，就是今日國家與港人長期磨而不合的重要因素。從而影響及中央百般遷就，鼎力支持的治港成績。

    這些問題，親身經歷過國共鬥爭，飽讀中國歷史，深曉歷史發展對人性、人心影響之重要性的「一國兩制」總設計師鄧小平先生早已看到。(據鄧先生的子女透露，他非常愛讀古典史書。《後漢書》、《三國志》、《前唐書》、《資治通鑑》，甚而二十四史都是隨身讀物。)因此他在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曾經語重深長地指示：「基本法不宜太細，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 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特色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對香港、澳門、台灣問題的處理，就是「一國兩制」。這是個新事物。這個新事物不是美國提出來的，不是日本提出來的，也不是蘇聯提出來的，而是中國提出來的，這就叫做中國特色。(這個特色具有我國儒家思想中庸之道的精神。)講不變，應該考慮整個政策的總體。各個方面都不變，其中一個方面變了，都要影響其他方面。所以請各位向香港的朋友解釋這個道理。」

    鄧先生除了關心香港各方面的利益和感受外，對於未來特區權力的分配，他也有精心的策劃。他在一九八四年十月三日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說：「一九九七年後在香港執政的人還是搞資本主義制度，但他們不做損害祖國的事，也不做損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所以不能籠統地反對參與，也不能籠統地反對干預。港人治港不會變。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處理這些問題，中央政府從大處著眼，不會拘泥於小節。」這是何等智慧？何等胸襟？

    當我們重溫鄧小平的說話時，發覺他不愧是「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他不但獨具慧眼看到問題的癥結，同時還能以孟子所說的推恩之心為異黨、異見人士設計出一套在社會上、在政治上合情合理的安排。此點，足以說明他擁有戰勝人性自私和自我弱點的勇氣，真是二十世紀政壇一位智、仁、勇兼備的傑出領袖。

    只可惜鄧先生在我們香港特區政府找不到知音。他不及見香港回歸，以致令他所設計的偉大藍圖無法實現。香港特區政府成立之後，前後兩位特首都沒有按他的意願辦事，無論政策的實施與用人的態度，對於異黨、異見人士都一反懷柔安撫，而實行用權力打壓。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當五星紅旗在香港政府總部飄揚，「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被禁止懸掛了。從「一港不能容兩國」的角度看，這個規定還可說得過去。但每年「雙十節」是否一定不能慶祝？則是大可商榷的。須知「雙十節」的起源來自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的成功。只要特區政府能本歷史求真精神，以適當的自尊尊人態度和右派社團溝通溝通，我相信他們為了保持對辛亥革命的紀念和對孫中山先生的敬仰，他們會樂於接受不再提「國慶」二字的條件，而換取每年繼續舉辦下去的機會。倘若事情的結果真的如此，試想國家和特區政府可得多少人心？

    不幸，現在事情的發展完全是另一回事。每年十月，「雙十節」的慶祝銷聲慝跡了，右派社團在社會上的活動被壓下去了，連港英時代立法局(即現在立法會)設有唯一的代表右派工會的議席都被取消了，香港成為左派隻手遮天的天下。面對此種情景，當特區政府高官躊躇滿志、顧盼自豪的當兒，我希望他們翻閱一下《鄧小平文選》，看看鄧公對回歸後香港之管治策略有些甚麼忠告，與今日特區的政策有哪些地方不同？鄧公最注意的是講究「五十年不變」，就「應該考慮整個政策的總體，各個方面都不變。」但現在政府的政策對右派人士的看待跟回歸前完全變了，不但在社會上的活動給予壓抑, 連在政治上的參與權利都剝奪了。如此高壓對待，試問怎能收鄧公所說的讓「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的效果？

    中央政府對回歸十一年的香港，假若有「為甚麼會連年不斷發生示威遊行？」這一疑問，我希望國家領導當局重溫一下《鄧小平文選》，看看鄧公的治港策略，並將之與特區政府十一年來的管治方法作一比較，便可得出答案。

    鄧先生一生喜閱中國歷史典籍(尤其在文革發生後)，他的政治智慧無疑得自歷代政治得失及傳統上聖賢、明君言行的啟發。他知道作為一個政府，首先必須取得民心，而欲得民心，必須從人性方面滿足其物質與精神生活的需求。(這就是《管子》「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道理。請參閱〈為國家統一事，上胡錦濤主席為核心的領導集體二萬言書〉。) 所以他特別囑咐香港特區《基本法》要從大處著眼，照顧整體，照顧全局。尤其在用人方面，除了左派人必用外，更向中間派大開方便之門，對右派也表現出容人的雅量，這是儒家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大公無私、可令萬眾歸心的仁愛精神。可惜前後兩位特首及其一眾智囊都不解其意，未能從中領悟治港大道理，以致上任之後隨著歲月的增加而民望日低。

    討論國家統一大業而在此提及香港回歸十年的管治經驗，目的在希望中央領導人從中認識到鄧公「從大處著眼」的大道理。以便於製訂對台策略時，應將眼光放大，不要在小關小節處固執成見，以致坐失開創新局的良機。

    須知香港一地與台灣迥不相同。香港是過時帝國主義者英國的殖民地，與祖國僅一河之隔。香港回歸既無頑固力量之抗拒，更無軍事強國之干擾。收回香港，只須中英雙方商議好回歸後香港的政治、經濟及港人的生活方式有合理的安排，便可安然渡過。但台灣不同。在地理上大陸與台灣中間相隔一條遼闊達百餘公里的海峽，成為軍事上的「天險」。政治上，雖然今日漸露和解之機，但在此之前，兩岸經歷長期對峙，由於政治信念與社會制度之不同所造成之教育、思想、文化與及百姓之生活方式有絕大殊異。各方面之殊異交織成猜忌、敵視、恐懼、抗拒種種不利統一的因素。在無良政客的渲染下，更變本加厲成為難於踰越的鴻溝。國家領導當局，面對此非常艱難的情況，是否須有非常之識見、非常之思想、非常之魄力與非常之胸襟才能將問題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