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中華歷史告訴我們：國家經歷一次挫頓，一番衰落，必須賴具有大仁、大智、大勇的英雄人物帶領熱血志士共赴時艱，開創新局，然後始得復興。我國古代稱得上此中英雄人物的健者，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及其後之漢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明太祖，乃至以滿族入主中原的清聖祖。他們對國家所處逆境，都有深切體會，了然於胸。時代之病何在？深淺程度如何？哪些問題屬急？哪些事情可緩？一一研究清楚後，始據國力之厚薄、民力之大小，多方衡量，細心斟酌，然後按先後輕重、本末終始，對症發藥。由於政策推行得宜，乃能克奏膚功，走向盛世。

    我們國家在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雖經歷無數風雨，依然屹立不倒，完全得力於這種挽危亡、創新局的仁心、智慧和勇氣。

    在中國現代史上，鄧小平稱得上是箇中英雄人物。他受命於國家風雨飄搖之際，憑著堅毅果敢的勇氣，和雄才卓識的偉略，穩住大局。將四人幫肅清之餘，迅即展開旋乾轉坤的開放改革。一連串的舉措將中國厄運解於倒懸。老百姓的生活雖未至於一時之間徹底改善，但三十年來的成績令舉世矚目。今日國家在國際舞台之躍起，與國人在世界場合日受重視，不能不令我們對這些歷史上的英雄豪傑致以無限敬意。

    一個急待我們解決的大難題

    現在，我們祖國仍然有一個關係國運興衰，急待英雄人物解決的大難題，這就是國家的統一。

    過去百年，無論國民黨、共產黨、青年黨或民社黨以及其他大大小小黨派，他們的政治信念和社會理想容或不同，但對國家的熱愛和期望可說完全一致，都是希望久衰的祖國轉弱為強，能從帝國主義侵略者手中，和割據一方的軍閥掌中，擺脫厄運，重歸統一，走向長治久安。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以國家主席身份在天安門向全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隨即高呼要「解放台灣」；而退處台灣的國民黨亦不甘示弱，經常以「毋忘在莒」自勵，揚言要「反攻大陸」。二者之表現雖都有其源於黨派的私念，但相同的地方卻是大家都以國家統一為重，都不願任何外國勢力插手干預國族命運。蔣氏父子及其追隨者，雖獨處孤島，歷盡艱辛，仍不甘為美國利誘而離開國門到海外當寓公，享其清福。此種氣節，令台灣寶島得以永留祖國懷抱，然後始有今日重歸統一之未來。

    現在擺在國人面前的兩個大問題是：

    第一、國家統一之路，除了法理之外，還有什麼其他因素足以令兩岸同胞，乃至全球炎黃子孫共同理解和樂於支持的依據？

    第二、國家怎樣能令兩岸當政者願意付出真實誠意，共同為統一目標從「求同存異」的現階段，逐步過渡到「求同化異」的新世代，讓「創造雙贏」的願景，不單局限於經濟的層面，還要廣及於政治、社會、教育和歷史文化各個範疇，令寰宇中華兒女心與心之間重新築起一道心橋，俾使關懷祖國的心得以相互溝通，凝聚復興中華的向心力！

    以上兩個問題處理得好，一切都會順風順水。可惜中共過去處理對台事務當局，向來并未注意及此。是以在此之前的對台策略，只站在唯法是論的法理高地上，藉居高臨下之勢，以軟硬兼施手法對台灣進行「逼和」。

    一九八一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葉劍英提出的關於大陸和台灣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政策（簡稱「葉九條」），表面看來對台灣雖頗優厚寬容，實質上「九條」的內容並未具備足令台灣島內上下樂於回歸祖國的必要元素。以下四項是中共當局不以為意，而退居台島的中華民國政府上下卻視為事關重要，決一不可，而與生活甚而生命關係至大的最重要條件：

文化的興衰與國家統一的關係

    除了以上四項直接關係在台「中華民國政府」上下面對祖國統一大業而心存顧慮外，還有一項來自台灣以外，全球（包括香港在內）華裔知識份子的負面影響力，亦為中共主理統一事務當局所未及注意者。中共革命時期以反倫理、反傳統打天下；立國之後，在毛澤東的主政下，亦以反倫理、反傳統治天下。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由於奉行唯物史觀與階級鬥爭為絕對真理，視傳統文化為實現共產革命的絆腳石，認知識份子為壓迫群眾的特權階級，於是發動全民，以清除傳統文化為己任，實行鬥垮「寄生於社會的知識份子」。由五○年起，一連串的「肅反」運動，不知破壞了多少文物,摧殘了多少人才。

    面對此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由五十年代開始至七十年代，深感難容於新政權的知識份子便紛紛南下香港，以避橫來之禍。他們由於崇尚自由主義和尊重傳統文化，抵港或遠適異國後，實行以捍衛自由和發揚中國文化為職志。以香港來說，不少飽學之士為求一枝之棲，即使在國內時曾為高官、為大學教授、為社會賢達、為富翁，也不惜折節委身在私立專上學院、在中學、在小學謀一教席，一方面以求糊口，另一方面則用自己的學問教授學生，著書立說。這些人士當中有不少持節高尚者，雖身居陋巷，賴微薄收入（當時不少人所得薪酬被視為「可恥待遇」）過著飢寒僅免的生活，但仍切志以復興中華文化為念。在教育園地在學術叢林埋頭苦幹，默默耕耘。

    此外，還有一些懷抱高遠志向，熱心教育，尊重傳統師道精神的卓識之士，眼見祖國文化大廈將傾，欲挽狂瀾於既倒，不惜在「手空空，無一物」（此為錢穆先生所作〈新亞校歌〉歌詞其中兩句。）生活棲遑不定的情況下，實行興學育才。當時成立大大小小私立書院及中學、小學，為數不少，為五十年代後不斷由大陸南來的年輕人與香港同胞提供教育機會。其中由錢穆、唐君毅、張丕介、趙冰、崔書琴、王岳峰與梁寒操所創辦的新亞書院，以一心繫念中華國運，乃標舉弘揚中國文化，復興師道，繼承宋明書院的講習精神為己任。由於目標正大，引來不少昔日在大陸卓有聲譽的專家、學者紛紛加入。草創之初，雖處於物質匱乏，艱難困頓的環境，然因師生同抱「為往聖繼絕學」，為時代樹目標的大志，都能以堅苦卓絕精神以講以受，因而取得優越成績，校譽日隆，成為當日英國殖民地之香港的中國文 化重鎮，為教育、學術與文化界培育了不少人才，遍佈港、台、歐、美。

    最後要提出的是文化事業方面：五十至七十年代，香港的文化事業，亦有過一段光輝燦爛的日子。當年林立於港、九兩地的書報攤，嚴肅性的學術、文化與政治刊物，可謂珠玉紛陳。主編、主筆與作者,皆屬一時俊彥。其中不少擲地有聲佳作，足以警頑立懦，發聾振聵，大大豐富了港人的精神生活，提高了年青人的民族意識。練英記得在學生時代，即常閱讀《中國學生周報》、《大學生活》、《大專月刊》、《祖國周刊》、《民主評論》和《人生》等期刊。這些刊物雖皆標榜以探索世界學術與人類前途為職志，但其內容實則以討論中華國族文化的問題居多。

    一九六一年哲學大師唐君毅於《祖國周刊》第三十五卷第一期發表〈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將民族生命存亡絕續的問題，悲痛地提出來：指出「當前的中華民族，如園中大樹之崩倒，遂致花果飄零，隨風飄散。」

    本來「五四」時期，一些新文化運動的偏激者，大呼「打倒孔家店」、「打倒吃人的禮教」、「將線裝書丟去毛廁」等過激口號，已然令不經慎思明辨的騖新趨時者，表現出強烈的崇洋抑中態度，將我國數千年賴以維繫社會和諧的綱常，不經別擇取捨便將之摧毀盡棄。到中共建國，毛澤東更以其好鬥性格，一反幾千年歷代開國明君重建社會秩序之寶貴經驗，與民休養生息，而實行扭曲人性、毀壞倫理、大力挑動人與人之間的鬥爭，將大好錦繡山河攪到愁雲慘霧，再看不到人倫之常、風俗之美。

    在這種情況下，不但僅有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同胞終日驚懼末來歲月能否得保安全，即使身居海外的中華兒女亦因失去了昔日來自祖國的溫暖之感而紛紛申請歸化外籍，以求心理上之保障。令素具堅固凝聚力和無私的愛國熱誠的華僑離鄉別井的情感找不到歸宿，變成了失根的蘭花。這就是唐先生所說「當前的中華民族，如園中大樹之崩倒，遂致花果飄零。」

    「唐文」全文二萬餘字，往復嗟歎，再三叮嚀。文章末段他懇切呼籲炎黃子孫：「唯盼共發大願心，正視吾人共同遭遇的悲劇，齊謀挽救，勿以邪曲之詭辯自欺，使吾人淪於萬劫不復，則幸甚矣！」

    這番話對崇尚自由、決志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南來之士有極大的感染力，瞬即在教育界、文化界、學術界掀起熱烈討論。曾留學法國、中西學問兼長、在中國現代政壇極為活躍的青年黨元老李璜先生在《祖國周刊》第三十五卷第八期發表了〈花果飄零與政治風雨〉一文，作為對「唐文」的回應。

    李先生認為中華民族之所以淪至花果飄零，非一朝一夕之事，其原因應追溯至清末年間的腐朽政治與士大夫的無恥惡習。他認為八十餘年來，中國政治不得其人，成了政治上的壞榜樣。寡廉鮮恥之行，相沿成風，遂令民族正氣盪盡，而卒至花果飄零。

    咸同之際（一八五一至一八七四），中華民族曾出現一個了不起的人物曾國藩，在當時代表著中國士大夫，高舉民族文化傳統精神的旗幟，躬身實踐其「君子」之位，與衰朝末世的腐惡鬥爭。不幸，「近數十年來，無論倡言民族革命或社會革命，均因便利其革命說法，特別推崇一意反清的洪秀全，而將曾國藩的發揚文化精神之功，貶壓下去。」(見李璜所著《學鈍室論政選集》第一○六頁)

    李先生認為曾氏真正擁戴的非清室，而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此其所以能號召當時眾多讀書明理的人，起自窮卷，奮不顧身，對假借西化而實行封建的太平軍作戰，最後將之打垮。

    曾氏為人，不單有理想，有見識，有操守，且確能躬行實踐，持節以恆，可惜其後繼者李鴻章和張之洞，在這方面的體認皆遠遠不及（尤其是李鴻章）。加以慈禧太后主觀霸道，兇悍狡黠，夥同親貴近臣，胡作非為；遂使國勢傾頹，危在旦夕。此後雖有志士仁人，忠憤為國，於維新失敗後，訴諸流血革命，將誤國誤民的滿清政府推翻，但由於腐敗自私風氣積染太久，人心陷溺，士習澆漓，已至於泛濫無歸。(見李著同書第一○七頁)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取代幾千年君主世襲之制的中華民國正式成立，可惜由於國人對民主新政認識不足，且國民精神亦不夠健全，遂使孫中山先生的建國理想遭遇多番挫折，三民主義未能按步踐行。不旋踵而革命果實竟為野心勃勃的袁世凱所篡奪。帝制、復辟、軍閥割據一幕幕使人痛心的醜劇，接踵上演。更不幸者，為具狼虎之性的日本，竟乘人之危，實行武裝侵華，與此同時，國共兩黨又因為意識形態之分歧與革命理想之殊異，乃至乎生死存亡之利害衝突而展開嚴酷內鬥。卒演成唐先生所痛陳的「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

    綜合言之唐李兩文各有所偏重。「唐文」側重於「花果飄零」現象的鋪陳剖析，讓國人知道事態之嚴重。「李文」則以歷史學和社會學的觀點將造成「飄零」的歷史背景和發展過程詳加闡釋，讓大眾清楚造成此惡果的所以然。兩文並觀，都給人深入而清晰、有理、有據，且極具說服力和感染力。兩位先生由於學力深厚，且很多事情都是耳聞、目睹、身歷，然後深思細辨，找尋印證，才發而為文。加上行文間筆端的憂國之情直透讀者心坎，在港、台及海外華人世界引起極大回響。

    這些回響，不但在空間上由香港擴展至台灣，甚而至於世界各地的華人社會。在時間上更從六十年代伸延至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在這段時間裡，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很多都知道唐君毅其人，並對他所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表現出切膚的憂慮。這種意識深深地藏於每個人心中，形成了一股文化暗流。

    適值這個時候，大陸四人幫權位日重。六十年代中期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展開了雷厲風行，席捲整個神州大地的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文化和知識份子極盡摧殘。呼冤叫屈之聲傳聞海外，更加深流著中華民族血液的華夏子孫對唐先生所說的花果飄零的深重憂患。

    在台灣方面蔣氏父子由於以發揚孫中山先生所繼承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統自任，對儒家仁、義、禮、智、信精神特別看重，對知識份子亦優禮有加。在同氣連枝的感覺中，台、港兩地匯聚成一股捍衛中華文化的暖流。影響所及，令香港這塊大英帝國統治多年的殖民地，不時湧現出帶著濃厚愛國感情的社會活動（如香港中文大學的命名，保衛釣魚台事件及爭取中文合法化等運動）。此外香港青年赴台升學人數亦年有增加，港、台的文化與教育關係一天比一天密切。

    當香港的大學學位嚴重不足時，台灣的高等教育為香港培育了不少人材。表面上英國人雖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但基於意識形態及利益的關係，英國在香港推行的外交政策，實在是明左實右的兩面手法，對台灣方面及「親台人士」在港的活動，盡量給予充分自由。不但在台灣立案的大學、中學與小學可以在港註冊，從事教育，香港同胞在台灣的著名大學畢業歸來，還可在港註冊成為正式教師，從事對學生的思想與學問有直接影響的教育工作。每年「雙十國慶」，右派社團更可以大搞慶祝活動，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到處飄揚，形成了一片燦爛奪目的旗海。在香港目睹此情景的人，真會以為英國和「中華民國」有正式的邦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