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我是没有资格为岑老师的书写序的,我既非学者,又不是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只是一介小商人,唯一勉强能沾得上边的,就是彼此认识的时间较长,了解较深。岑老师学识渊博,融滙古今,经常对我加以提点,不吝赐教,故我只能为岑老师处事举重若轻及化解纠纷于无形的功力作一见证。

    岑老师是我中学时期的历史科老师,时光荏苒,这已是四十年前的陈年旧事,但在毕业同学录中,岑老师给我们一班学子的忠告是:「海外风光虽然值得流连,故国山河也使人无限眷恋」,勉励我辈要胸怀祖国,至今我对岑老师之忠告仍铭记于心。

    在大学我主修经济,顺理成章毕业后便在工商界发展,因工作的关系,有机会遍走世界各地,增广见闻,获益良多。自一九七八年中国改革开放,我有幸成为第一批往国内考察的一员,自此经常走访神州各地,体验到开放改革的过程。八十年代末期,我曾举家寓居外国数年,由于热爱中华文化,根亦深系祖国,于九十年代中又毅然重回香港定居,并在中国开展个人事业,中港两边跑,营营役役,为口奔驰。岑老师断事的思维逻辑与我个人的经历有不期而遇的呼应。

    中学时期的同学与老师们时有聚会,我与岑老师亦屡有相遇。在二〇〇三年,我决定从旧工作中退下来,在寻找新路向之际,偶然得悉岑老师私人自掏腰包,不辞劳苦,定期开设讲座,名为:「中国文化与现代优质生活」,宏扬中国传统文化不遗余力。我是中途插班之旁听者,讲座没有固定之议题,岑老师本着「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精神,信手
拈来,发挥议论,他的见解不独因时制宜,且常有积极性的建议;于针砭时弊方面,对社会之不公平、家庭伦理关系的淡薄和教育政策的混乱等,皆有独得之见;并常以现实生活中的故事去阐释中国文化的精义,淘取古人遗留下来的智慧,助人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此外岑老师亦经常分析世界各国之政治形势,尤其对中国十分关注,不单指出各问题之症结所在,亦能提出解决办法,强调大多数的问题,都可从历史中找到答案。

    世间事物往往事后看因果,多是顺理成章,但事前寻方向,则会茫无头绪,朿手无策。岑老师常言,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及偶然性,不能解释及不能找出解决方法是因为对历史认知不多,理解不深,历史已是人类行为验证的结果,故可从历史上已发生过之史实,去解释现在发生之现象,并可推测将来演化之趋势。在过去几年,岑老师曾作出下列之推测:

(一)

美国攻打伊拉克将会泥足深陷,不知止于何时,终于何地,美军将会成为阿拉伯人的猎物,伊拉克战争对美国而言,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美国亦从此由盛而衰。
 

(二)

中国现今虽然仍有种种不善之处,但阻挡不了其崛起成为世界大国之势。
 

(三)

香港高级公务员及公职人员对「九七」回归后之新政治生态不易适应。有历史因素,亦有现实因素;有客观原因,亦有主观原因。其中最重要有两点:
 

(i)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指明,「九七」回归后,「香港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不变」五字是一个迷阵,很多人都以为香港回归之后真的是一切不变,却不知影响政治最重要的香港民心已变。回归之前,香港人抱寄人篱下,委曲求全的心态,对政治一片冷漠,不敢闻问;但回归之后,由特首以至全港市民,人人都说当家作主,前后两种心态,对政治要求有天渊之别,此点,身为新时代的高级公务员与公职人员,若非有与时俱进、通权达变的思想,欲求不在新政府新社会犯错误,实在难之又难。
 

(ii)

港英时代,香港殖民地政府是一个以少数英国人统治多数华人的部族政权,其管治方法,以培养少数人成为特权阶级,帮助驾驭民众为得法。高级公务员与公职人员在殖民地政府的翼护下,惯于享受社会特权,养成一种根深蒂固的自我优越心态;回归后,高级公务员与公职人员仍紧握这种特权心态行事,自与已变之民心屡生冲突。

    以上种种推测,部份已成事实,部份仍待验证。

    以往历史学给我的感觉只是为了考试,生吞活剥,记忆史事,很难学以致用。承蒙岑老师的启发,我渐渐领略到,具备历史学的意识,能高瞻远瞩,以多角度全面分析及思考问题,去验证假设,了解问题为甚么会发生,可帮助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及作出正确的选择。为免有「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之叹,去年我重返校园,追补自己对历史学的不足,我并不是为科名而读书,仅为追求知识而已。

    岑老师爱国之情并非忽然,从他四十年前对我辈中学毕业生勉励之言,已可见一班。欣闻岑老师准备把平生所学,自设「国运」出版社,付梓惠泽大众,饶富意义,《国家统一之路》是头炮,希望书中带出的新思维,能引起海峡两岸领导人的关注。此后,岑老师计划每年出书一本,涵盖范围甚广,有关国家的、香港的、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和教育的,相信此等著作将会陆续面世,我们翘首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