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多年前的西汉时代，雄才大略、开创空前盛世的汉武帝曾说：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国！(此「国」乃指诸侯之国)

    这是他建立不朽功业，统治整个大中国的成功心得。

    武帝即位之初，面对「七国之乱死灰未灭(地方不服中央)，横行塞北匈奴势力日张(外患日迫)，商贾、任侠一任己意私利行事，扰乱社会安宁。」(见拙著《明太祖教育政策研究》第二二页)内政、国防与社会秩序存在极大隐忧。如何将之拨乱反正，是当时的大难题。武帝面对此困难，要处理得好，必须做到两件事：一是对时局分析得周到，判断得准确；二是能针对内外时弊，对症发药。

    历史证明，他做到了，他成功了。他能从谋万世之事，而知一时之患何在；谋全局之事，而知一国之乱何来。清楚了祸乱的根由后，他又能因应时势之所需，在祖父与父亲(文帝与景帝)的无为之治后，实行了董仲舒的崇儒建议，以孔孟大一统、大伦理思想管治天下；以仁、义、礼、乐兴办教育，培育人材，美化风俗，为汉代盛世打下良好基础。虽然武帝因「忿胡、粤之害」而四出用兵，虚耗不少国力，但迫于外患日深之势，此亦无可奈何!

    今日我们国家虽无匈奴压境之忧，却有异国阴谋煽惑之患；地方上有些区域对中央并未完全尊重信服，此则与汉代如出一辙；内政方面，官吏贪枉，干部横行，为非作歹之徒，桀傲不驯，无恶不作，则又过之而无不及。处此内忧外扰境况，要将关系国运兴衰的大难题解决，两岸及全球同胞理应以大局为重，团结一致，支持国家效法汉武帝以谋万世之智、寻求解决时代难题之策；谋全局之理，探搜统合地区之政；以有助于大一统之完成。

    事实上，武帝之后，历代英明之主无不追随其前进轨迹而收大治之效者，此所以儒家学说能在各家思想中排众而前，成为我国学术主流的重要原因。(见第四章〈两岸分裂→统一流变说明〉)。此无他，因武帝治国经验令后世君臣确信，欲使国家从纷扰之局而达于长治久安，首要之务必须先从改善民生着手，然后以移风易俗之教，化导百姓，使人性向善，进而端正人心。只有全国上下人心端正，始能树立有利国家统一的积极思想。有了统一的积极思想，才可激发促成统一的正面行为。人人在生活上与对国家事务上能以正面行为相标榜、相勖勉，国家才可顺利走上和谐统一的康庄大道。

    我们现代中国，民国建立后，由于革命派缺乏强大军事实力，孙中山先生乃被迫让位予袁世凯。袁世凯以乱世枭雄手段弄权窃国，终造成军阀割据，使清室倒台后的多难祖国再度陷入严重危机。目睹国难方殷，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深以权奸误国及一心只为做官的斯文败类助纣为虐为可恨。于是发起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由于口号与行为之过激，遂使数千年赖以维系人伦纲常、社会秩序，足以警顽立懦的孔孟思想，遭遇无理无情之毁弃。使国人内心失去足令大众和谐团结的支柱。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由于政见不同，陷入了长期苦斗，彼此为求打击对方，在「党教」的铸造和熏陶下，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挑起仇恨，养成猜忌难容的人性。猜忌的人性令到人心险恶，思想机诈，行为趋于激烈斗争，结果造成势不两立的严重分裂，形成今日在一个中国之内，有两个大小不同、信仰不同、制度不同、社会价值不同的政府。要将此水火不容的两个政权重新绾合，共同创建一个划代的新中国，我们全国上下一定要领悟「解铃还须系铃人」的道理，然后从人性的化育，与人心的转变方面做工夫，以求思想与行为由敌视的对立，变换为关怀的融和，如此渐行渐近，才可营造众皆乐见的统一和谈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