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英所以不厌其详忆述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旧事，目的无非希望国家领导当局，能正视香港在自由主义及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下，所造成的思想和文化现象。并由此体会历史发展对现实生活影响之重要性。从而注意及台湾一岛尽管只有一千万人、千五万人、二千万人，或今日二千三百万人，但全球归向由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创立的「中华民国政府」的心却远远超于此数。此点，中央领导层在制订国家统一的对台政策时，实应特加留意。

    香港回归十一年，始终未能令政治争议趋于融和而取得共识，未能令社会达致安定繁荣，原因就在于特区政府忽视香港社会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由南来之士着意栽培，孕育而成的一股强而有力的文化、教育力量有莫大关系。请大家细心想想，何以教育界和年青人最不乐于与亲中的「建制派」合作？而最喜欢挑战特区政府恃势凌人、「言不成理」的政策？香港的公立学校回归之后为甚么连起码的爱国教育也做不好？对庄严神圣、名正言顺、理所当然的国旗也不愿悬挂？----- 一连串说之不尽的问题，就是今日国家与港人长期磨而不合的重要因素。从而影响及中央百般迁就，鼎力支持的治港成绩。

    这些问题，亲身经历过国共斗争，饱读中国历史，深晓历史发展对人性、人心影响之重要性的「一国两制」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早已看到。(据邓先生的子女透露，他非常爱读古典史书。《后汉书》、《三国志》、《前唐书》、《资治通鉴》，甚而二十四史都是随身读物。)因此他在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曾经语重深长地指示：「基本法不宜太细，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 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这个特色具有我国儒家思想中庸之道的精神。)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它方面。所以请各位向香港的朋友解释这个道理。」

    邓先生除了关心香港各方面的利益和感受外，对于未来特区权力的分配，他也有精心的策划。他在一九八四年十月三日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说：「一九九七年后在香港执政的人还是搞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不做损害祖国的事，也不做损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所以不能笼统地反对参与，也不能笼统地反对干预。港人治港不会变。由香港人推选出来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选择这种人，左翼的当然要有，尽量少些，也要有点右的人，最好多选些中间的人。这样，各方面人的心情会舒畅一些。处理这些问题，中央政府从大处着眼，不会拘泥于小节。」这是何等智慧？何等胸襟？

    当我们重温邓小平的说话时，发觉他不愧是「一国两制」的总设计师。他不但独具慧眼看到问题的症结，同时还能以孟子所说的推恩之心为异党、异见人士设计出一套在社会上、在政治上合情合理的安排。此点，足以说明他拥有战胜人性自私和自我弱点的勇气，真是二十世纪政坛一位智、仁、勇兼备的杰出领袖。

    只可惜邓先生在我们香港特区政府找不到知音。他不及见香港回归，以致令他所设计的伟大蓝图无法实现。香港特区政府成立之后，前后两位特首都没有按他的意愿办事，无论政策的实施与用人的态度，对于异党、异见人士都一反怀柔安抚，而实行用权力打压。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当五星红旗在香港政府总部飘扬，「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被禁止悬挂了。从「一港不能容两国」的角度看，这个规定还可说得过去。但每年「双十节」是否一定不能庆祝？则是大可商榷的。须知「双十节」的起源来自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成功。只要特区政府能本历史求真精神，以适当的自尊尊人态度和右派社团沟通沟通，我相信他们为了保持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和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他们会乐于接受不再提「国庆」二字的条件，而换取每年继续举办下去的机会。倘若事情的结果真的如此，试想国家和特区政府可得多少人心？

    不幸，现在事情的发展完全是另一回事。每年十月，「双十节」的庆祝销声慝迹了，右派社团在社会上的活动被压下去了，连港英时代立法局(即现在立法会)设有唯一的代表右派工会的议席都被取消了，香港成为左派只手遮天的天下。面对此种情景，当特区政府高官踌躇满志、顾盼自豪的当儿，我希望他们翻阅一下《邓小平文选》，看看邓公对回归后香港之管治策略有些甚么忠告，与今日特区的政策有哪些地方不同？邓公最注意的是讲究「五十年不变」，就「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但现在政府的政策对右派人士的看待跟回归前完全变了，不但在社会上的活动给予压抑, 连在政治上的参与权利都剥夺了。如此高压对待，试问怎能收邓公所说的让「各方面人的心情会舒畅一些」的效果？

    中央政府对回归十一年的香港，假若有「为甚么会连年不断发生示威游行？」这一疑问，我希望国家领导当局重温一下《邓小平文选》，看看邓公的治港策略，并将之与特区政府十一年来的管治方法作一比较，便可得出答案。

    邓先生一生喜阅中国历史典籍(尤其在文革发生后)，他的政治智慧无疑得自历代政治得失及传统上圣贤、明君言行的启发。他知道作为一个政府，首先必须取得民心，而欲得民心，必须从人性方面满足其物质与精神生活的需求。(这就是《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道理。请参阅〈为国家统一事，上胡锦涛主席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二万言书〉。) 所以他特别嘱咐香港特区《基本法》要从大处着眼，照顾整体，照顾全局。尤其在用人方面，除了左派人必用外，更向中间派大开方便之门，对右派也表现出容人的雅量，这是儒家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大公无私、可令万众归心的仁爱精神。可惜前后两位特首及其一众智囊都不解其意，未能从中领悟治港大道理，以致上任之后随着岁月的增加而民望日低。

    讨论国家统一大业而在此提及香港回归十年的管治经验，目的在希望中央领导人从中认识到邓公「从大处着眼」的大道理。以便于制订对台策略时，应将眼光放大，不要在小关小节处固执成见，以致坐失开创新局的良机。

    须知香港一地与台湾迥不相同。香港是过时帝国主义者英国的殖民地，与祖国仅一河之隔。香港回归既无顽固力量之抗拒，更无军事强国之干扰。收回香港，只须中英双方商议好回归后香港的政治、经济及港人的生活方式有合理的安排，便可安然渡过。但台湾不同。在地理上大陆与台湾中间相隔一条辽阔达百余公里的海峡，成为军事上的「天险」。政治上，虽然今日渐露和解之机，但在此之前，两岸经历长期对峙，由于政治信念与社会制度之不同所造成之教育、思想、文化与及百姓之生活方式有绝大殊异。各方面之殊异交织成猜忌、敌视、恐惧、抗拒种种不利统一的因素。在无良政客的渲染下，更变本加厉成为难于踰越的鸿沟。国家领导当局，面对此非常艰难的情况，是否须有非常之识见、非常之思想、非常之魄力与非常之胸襟才能将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