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中华历史告诉我们：国家经历一次挫顿，一番衰落，必须赖具有大仁、大智、大勇的英雄人物带领热血志士共赴时艰，开创新局，然后始得复兴。我国古代称得上此中英雄人物的健者，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及其后之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明太祖，乃至以满族入主中原的清圣祖。他们对国家所处逆境，都有深切体会，了然于胸。时代之病何在？深浅程度如何？哪些问题属急？哪些事情可缓？一一研究清楚后，始据国力之厚薄、民力之大小，多方衡量，细心斟酌，然后按先后轻重、本末终始，对症发药。由于政策推行得宜，乃能克奏肤功，走向盛世。

    我们国家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虽经历无数风雨，依然屹立不倒，完全得力于这种挽危亡、创新局的仁心、智慧和勇气。

    在中国现代史上，邓小平称得上是个中英雄人物。他受命于国家风雨飘摇之际，凭着坚毅果敢的勇气，和雄才卓识的伟略，稳住大局。将四人帮肃清之余，迅即展开旋乾转坤的开放改革。一连串的举措将中国厄运解于倒悬。老百姓的生活虽未至于一时之间彻底改善，但三十年来的成绩令举世瞩目。今日国家在国际舞台之跃起，与国人在世界场合日受重视，不能不令我们对这些历史上的英雄豪杰致以无限敬意。

    一个急待我们解决的大难题

    现在，我们祖国仍然有一个关系国运兴衰，急待英雄人物解决的大难题，这就是国家的统一。

    过去百年，无论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或民社党以及其它大大小小党派，他们的政治信念和社会理想容或不同，但对国家的热爱和期望可说完全一致，都是希望久衰的祖国转弱为强，能从帝国主义侵略者手中，和割据一方的军阀掌中，摆脱厄运，重归统一，走向长治久安。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以国家主席身份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随即高呼要「解放台湾」；而退处台湾的国民党亦不甘示弱，经常以「毋忘在莒」自励，扬言要「反攻大陆」。二者之表现虽都有其源于党派的私念，但相同的地方却是大家都以国家统一为重，都不愿任何外国势力插手干预国族命运。蒋氏父子及其追随者，虽独处孤岛，历尽艰辛，仍不甘为美国利诱而离开国门到海外当寓公，享其清福。此种气节，令台湾宝岛得以永留祖国怀抱，然后始有今日重归统一之未来。

    现在摆在国人面前的两个大问题是：

    第一、国家统一之路，除了法理之外，还有什么其它因素足以令两岸同胞，乃至全球炎黄子孙共同理解和乐于支持的依据？

    第二、国家怎样能令两岸当政者愿意付出真实诚意，共同为统一目标从「求同存异」的现阶段，逐步过渡到「求同化异」的新世代，让「创造双赢」的愿景，不单局限于经济的层面，还要广及于政治、社会、教育和历史文化各个范畴，令寰宇中华儿女心与心之间重新筑起一道心桥，俾使关怀祖国的心得以相互沟通，凝聚复兴中华的向心力！

    以上两个问题处理得好，一切都会顺风顺水。可惜中共过去处理对台事务当局，向来并未注意及此。是以在此之前的对台策略，只站在唯法是论的法理高地上，藉居高临下之势，以软硬兼施手法对台湾进行「逼和」。

    一九八一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提出的关于大陆和台湾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简称「叶九条」），表面看来对台湾虽颇优厚宽容，实质上「九条」的内容并未具备足令台湾岛内上下乐于回归祖国的必要元素。以下四项是中共当局不以为意，而退居台岛的中华民国政府上下却视为事关重要，决一不可，而与生活甚而生命关系至大的最重要条件：

文化的兴衰与国家统一的关系

    除了以上四项直接关系在台「中华民国政府」上下面对祖国统一大业而心存顾虑外，还有一项来自台湾以外，全球（包括香港在内）华裔知识分子的负面影响力，亦为中共主理统一事务当局所未及注意者。中共革命时期以反伦理、反传统打天下；立国之后，在毛泽东的主政下，亦以反伦理、反传统治天下。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由于奉行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为绝对真理，视传统文化为实现共产革命的绊脚石，认知识分子为压迫群众的特权阶级，于是发动全民，以清除传统文化为己任，实行斗垮「寄生于社会的知识分子」。由五○年起，一连串的「肃反」运动，不知破坏了多少文物,摧残了多少人才。

    面对此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由五十年代开始至七十年代，深感难容于新政权的知识分子便纷纷南下香港，以避横来之祸。他们由于崇尚自由主义和尊重传统文化，抵港或远适异国后，实行以捍卫自由和发扬中国文化为职志。以香港来说，不少饱学之士为求一枝之栖，即使在国内时曾为高官、为大学教授、为社会贤达、为富翁，也不惜折节委身在私立专上学院、在中学、在小学谋一教席，一方面以求糊口，另一方面则用自己的学问教授学生，著书立说。这些人士当中有不少持节高尚者，虽身居陋巷，赖微薄收入（当时不少人所得薪酬被视为「可耻待遇」）过着饥寒仅免的生活，但仍切志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念。在教育园地在学术丛林埋头苦干，默默耕耘。

    此外，还有一些怀抱高远志向，热心教育，尊重传统师道精神的卓识之士，眼见祖国文化大厦将倾，欲挽狂澜于既倒，不惜在「手空空，无一物」（此为钱穆先生所作〈新亚校歌〉歌词其中两句。）生活栖遑不定的情况下，实行兴学育才。当时成立大大小小私立书院及中学、小学，为数不少，为五十年代后不断由大陆南来的年轻人与香港同胞提供教育机会。其中由钱穆、唐君毅、张丕介、赵冰、崔书琴、王岳峰与梁寒操所创办的新亚书院，以一心系念中华国运，乃标举弘扬中国文化，复兴师道，继承宋明书院的讲习精神为己任。由于目标正大，引来不少昔日在大陆卓有声誉的专家、学者纷纷加入。草创之初，虽处于物质匮乏，艰难困顿的环境，然因师生同抱「为往圣继绝学」，为时代树目标的大志，都能以坚苦卓绝精神以讲以受，因而取得优越成绩，校誉日隆，成为当日英国殖民地之香港的中国文 化重镇，为教育、学术与文化界培育了不少人才，遍布港、台、欧、美。

    最后要提出的是文化事业方面：五十至七十年代，香港的文化事业，亦有过一段光辉灿烂的日子。当年林立于港、九两地的书报摊，严肃性的学术、文化与政治刊物，可谓珠玉纷陈。主编、主笔与作者,皆属一时俊彦。其中不少掷地有声佳作，足以警顽立懦，发聋振聩，大大丰富了港人的精神生活，提高了年青人的民族意识。练英记得在学生时代，即常阅读《中国学生周报》、《大学生活》、《大专月刊》、《祖国周刊》、《民主评论》和《人生》等期刊。这些刊物虽皆标榜以探索世界学术与人类前途为职志，但其内容实则以讨论中华国族文化的问题居多。

    一九六一年哲学大师唐君毅于《祖国周刊》第三十五卷第一期发表〈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将民族生命存亡绝续的问题，悲痛地提出来：指出「当前的中华民族，如园中大树之崩倒，遂致花果飘零，随风飘散。」

    本来「五四」时期，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偏激者，大呼「打倒孔家店」、「打倒吃人的礼教」、「将线装书丢去毛厕」等过激口号，已然令不经慎思明辨的骛新趋时者，表现出强烈的崇洋抑中态度，将我国数千年赖以维系社会和谐的纲常，不经别择取舍便将之摧毁尽弃。到中共建国，毛泽东更以其好斗性格，一反几千年历代开国明君重建社会秩序之宝贵经验，与民休养生息，而实行扭曲人性、毁坏伦理、大力挑动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将大好锦绣山河搅到愁云惨雾，再看不到人伦之常、风俗之美。

    在这种情况下，不但仅有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同胞终日惊惧末来岁月能否得保安全，即使身居海外的中华儿女亦因失去了昔日来自祖国的温暖之感而纷纷申请归化外籍，以求心理上之保障。令素具坚固凝聚力和无私的爱国热诚的华侨离乡别井的情感找不到归宿，变成了失根的兰花。这就是唐先生所说「当前的中华民族，如园中大树之崩倒，遂致花果飘零。」

    「唐文」全文二万余字，往复嗟叹，再三叮咛。文章末段他恳切呼吁炎黄子孙：「唯盼共发大愿心，正视吾人共同遭遇的悲剧，齐谋挽救，勿以邪曲之诡辩自欺，使吾人沦于万劫不复，则幸甚矣！」

    这番话对崇尚自由、决志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南来之士有极大的感染力，瞬即在教育界、文化界、学术界掀起热烈讨论。曾留学法国、中西学问兼长、在中国现代政坛极为活跃的青年党元老李璜先生在《祖国周刊》第三十五卷第八期发表了〈花果飘零与政治风雨〉一文，作为对「唐文」的响应。

    李先生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沦至花果飘零，非一朝一夕之事，其原因应追溯至清末年间的腐朽政治与士大夫的无耻恶习。他认为八十余年来，中国政治不得其人，成了政治上的坏榜样。寡廉鲜耻之行，相沿成风，遂令民族正气荡尽，而卒至花果飘零。

    咸同之际（一八五一至一八七四），中华民族曾出现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曾国藩，在当时代表着中国士大夫，高举民族文化传统精神的旗帜，躬身实践其「君子」之位，与衰朝末世的腐恶斗争。不幸，「近数十年来，无论倡言民族革命或社会革命，均因便利其革命说法，特别推崇一意反清的洪秀全，而将曾国藩的发扬文化精神之功，贬压下去。」(见李璜所著《学钝室论政选集》第一○六页)

    李先生认为曾氏真正拥戴的非清室，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此其所以能号召当时众多读书明理的人，起自穷卷，奋不顾身，对假借西化而实行封建的太平军作战，最后将之打垮。

    曾氏为人，不单有理想，有见识，有操守，且确能躬行实践，持节以恒，可惜其后继者李鸿章和张之洞，在这方面的体认皆远远不及（尤其是李鸿章）。加以慈禧太后主观霸道，凶悍狡黠，伙同亲贵近臣，胡作非为；遂使国势倾颓，危在旦夕。此后虽有志士仁人，忠愤为国，于维新失败后，诉诸流血革命，将误国误民的满清政府推翻，但由于腐败自私风气积染太久，人心陷溺，士习浇漓，已至于泛滥无归。(见李着同书第一○七页)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取代几千年君主世袭之制的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可惜由于国人对民主新政认识不足，且国民精神亦不够健全，遂使孙中山先生的建国理想遭遇多番挫折，三民主义未能按步践行。不旋踵而革命果实竟为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所篡夺。帝制、复辟、军阀割据一幕幕使人痛心的丑剧，接踵上演。更不幸者，为具狼虎之性的日本，竟乘人之危，实行武装侵华，与此同时，国共两党又因为意识形态之分歧与革命理想之殊异，乃至乎生死存亡之利害冲突而展开严酷内斗。卒演成唐先生所痛陈的「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

    综合言之唐李两文各有所偏重。「唐文」侧重于「花果飘零」现象的铺陈剖析，让国人知道事态之严重。「李文」则以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观点将造成「飘零」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详加阐释，让大众清楚造成此恶果的所以然。两文并观，都给人深入而清晰、有理、有据，且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两位先生由于学力深厚，且很多事情都是耳闻、目睹、身历，然后深思细辨，找寻印证，才发而为文。加上行文间笔端的忧国之情直透读者心坎，在港、台及海外华人世界引起极大回响。

    这些回响，不但在空间上由香港扩展至台湾，甚而至于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在时间上更从六十年代伸延至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在这段时间里，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很多都知道唐君毅其人，并对他所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表现出切肤的忧虑。这种意识深深地藏于每个人心中，形成了一股文化暗流。

    适值这个时候，大陆四人帮权位日重。六十年代中期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展开了雷厉风行，席卷整个神州大地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极尽摧残。呼冤叫屈之声传闻海外，更加深流着中华民族血液的华夏子孙对唐先生所说的花果飘零的深重忧患。

    在台湾方面蒋氏父子由于以发扬孙中山先生所继承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统自任，对儒家仁、义、礼、智、信精神特别看重，对知识分子亦优礼有加。在同气连枝的感觉中，台、港两地汇聚成一股捍卫中华文化的暖流。影响所及，令香港这块大英帝国统治多年的殖民地，不时涌现出带着浓厚爱国感情的社会活动（如香港中文大学的命名，保卫钓鱼台事件及争取中文合法化等运动）。此外香港青年赴台升学人数亦年有增加，港、台的文化与教育关系一天比一天密切。

    当香港的大学学位严重不足时，台湾的高等教育为香港培育了不少人材。表面上英国人虽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但基于意识形态及利益的关系，英国在香港推行的外交政策，实在是明左实右的两面手法，对台湾方面及「亲台人士」在港的活动，尽量给予充分自由。不但在台湾立案的大学、中学与小学可以在港注册，从事教育，香港同胞在台湾的著名大学毕业归来，还可在港注册成为正式教师，从事对学生的思想与学问有直接影响的教育工作。每年「双十国庆」，右派社团更可以大搞庆祝活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到处飘扬，形成了一片灿烂夺目的旗海。在香港目睹此情景的人，真会以为英国和「中华民国」有正式的邦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