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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一個旁聽者的告白   郭偉明序

    基本上我是沒有資格為岑老師的書寫序的,我既非學者,又不是社會上的成功人士,只是一介小商人,唯一勉強能沾得上邊的,就是彼此認識的時間較長,瞭解較深。岑老師學識淵博,融滙古今,經常對我加以提點,不吝賜教,故我只能為岑老師處事舉重若輕及化解糾紛於無形的功力作一見証。

    岑老師是我中學時期的歷史科老師,時光荏苒,這已是四十年前的陳年舊事,但在畢業同學錄中,岑老師給我們一班學子的忠告是:「海外風光雖然值得流連,故國山河也使人無限眷戀」,勉勵我輩要胸懷祖國,至今我對岑老師之忠告仍銘記於心。

    在大學我主修經濟,順理成章畢業後便在工商界發展,因工作的關係,有機會遍走世界各地,增廣見聞,獲益良多。自一九七八年中國改革開放,我有幸成為第一批往國內考察的一員,自此經常走訪神州各地,體驗到開放改革的過程。八十年代末期,我曾舉家寓居外國數年,由於熱愛中華文化,根亦深繫祖國,於九十年代中又毅然重回香港定居,並在中國開展個人事業,中港兩邊跑,營營役役,為口奔馳。岑老師斷事的思維邏輯與我個人的經歷有不期而遇的呼應。

    中學時期的同學與老師們時有聚會,我與岑老師亦屢有相遇。在二〇〇三年,我決定從舊工作中退下來,在尋找新路向之際,偶然得悉岑老師私人自掏腰包,不辭勞苦,定期開設講座,名為:「中國文化與現代優質生活」,宏揚中國傳統文化不遺餘力。我是中途插班之旁聽者,講座沒有固定之議題,岑老師本着「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精神,信手拈來,發揮議論,他的見解不獨因時制宜,且常有積極性的建議;於針砭時弊方面,對社會之不公平、家庭倫理關係的淡薄和教育政策的混亂等,皆有獨得之見;並常以現實生活中的故事去闡釋中國文化的精義,淘取古人遺留下來的智慧,助人解決生活上的困難;此外岑老師亦經常分析世界各國之政治形勢,尤其對中國十分關注,不單指出各問題之癥結所在,亦能提出解決辦法,強調大多數的問題,都可從歷史中找到答案。

    世間事物往往事後看因果,多是順理成章,但事前尋方向,則會茫無頭緒,朿手無策。岑老師常言,歷史的發展,有其必然性及偶然性,不能解釋及不能找出解決方法是因為對歷史認知不多,理解不深,歷史已是人類行為驗証的結果,故可從歷史上已發生過之史實,去解釋現在發生之現象,並可推測將來演化之趨勢。在過去幾年,岑老師曾作出下列之推測:

(一)

美國攻打伊拉克將會泥足深陷,不知止於何時,終於何地,美軍將會成為阿拉伯人的獵物,伊拉克戰爭對美國而言,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美國亦從此由盛而衰。
 

(二)

中國現今雖然仍有種種不善之處,但阻擋不了其崛起成為世界大國之勢。
 

(三)

香港高級公務員及公職人員對「九七」回歸後之新政治生態不易適應。有歷史因素,亦有現實因素;有客觀原因,亦有主觀原因。其中最重要有兩點:
 

(i)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指明,「九七」回歸後,「香港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不變」五字是一個迷陣,很多人都以為香港回歸之後真的是一切不變,卻不知影響政治最重要的香港民心已變。回歸之前,香港人抱寄人籬下,委曲求全的心態,對政治一片冷漠,不敢聞問;但回歸之後,由特首以至全港市民,人人都說當家作主,前後兩種心態,對政治要求有天淵之別,此點,身為新時代的高級公務員與公職人員,若非有與時俱進、通權達變的思想,欲求不在新政府新社會犯錯誤,實在難之又難。
 

(ii)

港英時代,香港殖民地政府是一個以少數英國人統治多數華人的部族政權,其管治方法,以培養少數人成為特權階級,幫助駕馭民眾為得法。高級公務員與公職人員在殖民地政府的翼護下,慣於享受社會特權,養成一種根深蒂固的自我優越心態;回歸後,高級公務員與公職人員仍緊握這種特權心態行事,自與已變之民心屢生衝突。

    以上種種推測,部份已成事實,部份仍待驗証。

    以往歷史學給我的感覺只是為了考試,生吞活剝,記憶史事,很難學以致用。承蒙岑老師的啟發,我漸漸領略到,具備歷史學的意識,能高瞻遠矚,以多角度全面分析及思考問題,去驗証假設,了解問題為甚麼會發生,可幫助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及作出正確的選擇。為免有「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之嘆,去年我重返校園,追補自己對歷史學的不足,我並不是為科名而讀書,僅為追求知識而已。

    岑老師愛國之情並非忽然,從他四十年前對我輩中學畢業生勉勵之言,已可見一班。欣聞岑老師準備把平生所學,自設「國運」出版社,付梓惠澤大眾,饒富意義,《國家統一之路》是頭炮,希望書中帶出的新思維,能引起海峽兩岸領導人的關注。此後,岑老師計劃每年出書一本,涵蓋範圍甚廣,有關國家的、香港的、歷史的、文化的、政治的和教育的,相信此等著作將會陸續面世,我們翹首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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