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先生暨中央諸位領導：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雖是晚明時代顧炎武所說，但其精魂勵魄卻是五千年中華民族經歷千錘百鍊磨礪以成。自軒轅黃帝立國以來，中國賴之由興而盛，由弱而強，由被打敗而復興，被欺侮而崛起，每一階段的堅忍不拔奮鬥，每一位中華兒女的熱血犧牲，都由於這八個字的精神感召所致。今時今日世人再不敢以「東亞病夫」輕視我們，都願以公平尊重的態度對待我們，原因在此。

    經歷了百餘年的屈辱，國家在廿一世紀的今天，雖然已無敗亡之憂，卻仍有如何能令祖國由弱轉強之慮。擺在眼前的事實，國家要真正進入盛世，關鍵在以下三事之處理是否得宜：

一是國家政策能否取得全球炎黃子孫之歸心？

二是台灣統一問題，兩岸能否及早取得共識？

三是香港的民主改革能否順利達成？

這三事做得好，今後國家的一切事務便無往而不利。

一份關懷祖國的赤子心

    練英生於日本侵華時期，身歷國共內戰及一九五七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早期的統治，曾親歷「鎮反」、「肅反」和土地改革雷厲風行等運動。由於當時尚處少年時期，故雖因家庭成份之「不良」，飽受新政府和新興階級的敵視，猶幸基於憲法的規定，得免於慘酷的鬥爭。雖然於饑寒交逼及精神備受虐待的情況下，內心確曾深懷怨憤，但由於年齡越長，閱讀歷史越多，越是認識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之艱難，除非有幸得逢周、漢、唐、宋及明代開國的英明之主，否則百姓所受災苦只屬程度上之深淺不同而已。

    一九四九至五七年，八年來在毛澤東勤於鬥爭的管治下，恐懼與辛酸是此一階段的寫照。這些令人害怕的記憶不時在夢中重現，一驚醒來，全身冒汗，確實使人害怕。猶幸此震撼性的影響力並不足以動搖一份發自內心的良知，和源於讀書明理的強烈的愛國堅持。

    一九七一年我在碩士論文《中英煙台條約研究》的序文中，開宗明義寫下了兩句發自內心的說話：

    「離開國門越久，越難忘記故國泥土的氣息。國家越是多難，越難放下對祖國前途的擔憂。」

    基於這份揮之不去的感情，我除了在鄉思如潮的激盪下，會吟誦起蘇東坡「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這兩句有強烈共鳴的詞句外，有關祖國的內政、外交和在國際間的事務，無時無刻不縈繞心中。因此上世紀八十年代隨著時勢的轉移而熱起來的香港回歸問題和九十年代台灣的統一問題，便牽引著我的思緒隨事態的發展而起伏奔馳。香港由過渡時期的中英談判及回歸後的政制發展，一共寫下的筆記不下數十萬言，關於台灣的統一，沉思所得亦不下十萬字。

    一九九零年在台目睹李登輝於台灣初行民主的選舉過程中所表現的野心和手段，及其以國民黨主席身份對民進黨議員破壞建制和刻意激化族群矛盾的狂妄行為的偏袒和迴護，在日記中已斷定其為處心積慮、別有用心的台獨主義者。儘管基於一時間來自黨（國民黨）國的束縛而不敢公然提出，貿然推行，但台獨危機的火藥庫已然開始建造。在此關鍵時刻國民黨倘不察覺，或基於個人權位與利益轇輵而不敢對李登輝有所箝制，誠恐不久之將來，當李登輝羽翼已成，國家領土割裂的危機便會大大加深。

    為此，於一九九零年四月，練英由台返港，立即寫了一篇詳析台灣統一時機之不容有失，及如何可令台灣同胞樂於與祖國共赴統一運會的文章，投寄報社，希望引起國家領導人及愛國有心人之關注。豈料向來對台冷漠及對國家統一大業素不關心的香港媒體，竟騰不出適當篇幅讓文章面世，遂令一篇經過深入研究大有參考價值的文章未能披露於國家領導人之前，以致對台政策失去了一個了解全局，聽取多元意見的好機會。（原稿現仍保存，文內所陳各事，今日證之，具見洞燭先機。現將之收錄於本書第三章）。

    回顧過去十八年的發展，相隔一海峽之兩岸彷彿成了兩道永不相交的銅牆鐵壁，統一運會不但未有寸進，更使人擔憂者，是隔開此兩條「平衡線」的海峽，在台獨分子的陰謀操控下，越來越見擴闊，令統一運會日見艱難。

漢武帝的治國智慧足令我們借鏡

    我國歷史，自秦朝統一六國後，第一位帶領中國走進盛世的鴻圖大略之主是漢武帝，他以簡潔有力的說話講出開創大局的智慧：「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國！」事實證明他在歷史上的空前成就，主要由於他能做到由謀萬世而至於謀一時，由謀全局而至於謀一「國」。

     今日台灣問題，不是一省的問題，而是全國的問題；
    不是五十餘年的問題，而是五千年的問題；
    不是共產黨與國民黨或民進黨的問題，而是全國上下炎黃子孫的問題；
    不是政治與軍事的問題，而是廣及於歷史文化和教育的問題！

    可惜過去我們國家處理台灣問題，由於注意力過分集中在一省一黨和一些認為可資利用的人士身上，而忽視了橫闊的面，及由時間、空間和人事所組成的整個全體。國家在討論統一問題時，堅持「是中央對地方的談判」，台灣是中國一個省份。國民黨掌政時，認為只要與國民黨談判達成第三次國共合作，統一大業便可水到渠成。

    還有，講到國家統一關於「國家」一詞的觀念時，只局限於一九四九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欲求達政治上的統一目標，又常顯示有強大的軍事實力可為後盾。總之由觀念之提出，至政策之實施，與策略的運用，在在要將台灣弱化、矮化。稱中華民國政府為不合法的政府，台灣島是中國的一部分，管理台灣事務的政府只是一個地方政府……台灣回歸祖國應以一個地方政府的身份回歸，絕不容許有「中華民國政府」的說法。

    若從統治的土地、人口及在聯合國的身份與國際地位看，這種觀念確然有其理，亦合乎法。在此理與法的基礎上，中共自覺寬大為懷，答應回歸祖國後的台灣可擁有高度自治的政府和自己的制度，甚而自己的軍隊，條件不可謂不優厚。除此之外，還答應台灣領導人可加入國家最高領導層，而台灣同胞向來所享受的法治和自由生活，均會獲得保障。開出的所有條件，看似情、理、法兼具之餘，還享有政治地位的無上光榮。國家以為以此優厚條件，台灣上下對回歸祖國應會樂於接受。

    豈料事實告訴我們，國家這份熱切誠懇的渴望和用心良苦的構思，台灣當局不但毫不動容，反而多年來的所作所為與國家的統一期望背道而馳。致令「九二共識」所帶來的漸近的足音，近年又變得越行越遠。如此吊詭，怎不令人傷神？

    蘇東坡有一首〈題西林壁〉的詩這樣說：「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好一句「遠近高低各不同」！

    過去大半個世紀，國共雙方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與民生諸方面的主張都南轅北轍。為了這些分歧，在戰場上、在社會中、在國際間鬥個你死我活。最後勝負雖已分明，但棋局卻未終結，此所以令國家有今日的「統獨之爭」。

    當此山重水複之際，國家領導諸公料應想及鄧小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句名言。鄧公以生動形象的生活事例印證此一道理。他說：「不管黑貓、白貓，能捉老鼠的便是好貓」。

    據此道理反思，國家過去的對台政策，經過二十餘年的實踐，似乎證明出並不符合「鄧氏定理」的要求，此點身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鄧小平的後繼者料應察之甚明。

    中共黨員人人皆知自鄧小平復出掌政，便特別強調從得失成敗的歷史中以實事求是的精神總結探求因時制宜、與時俱進的真智慧。一九七八年至今僅僅三十載，中國能創下令人刮目相看的經濟奇蹟和相對穩定的局面，完全得力於鄧小平過人的智慧、識見與魄力的英明領導和啟迪。一九九七年鄧先生以高壽辭世後，中國經濟依舊穩步上升，中國國際地位日見受重視，皆因後繼的領導當局能謹遵遺教，勇往直前。今日台灣問題所以棘手難解，一方面固因台灣執政當局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大玩政治把戲所致。另一方面，亦因自鄧小平逝世後中共最高當局的行政結構已經改變，權力之施行難再憑一人智慧、一人權力而一錘定音。

    鄧小平雖為中共第二代領導人，實際上他是中共革命時期與毛澤東、周恩來同時代人物。且亦追隨毛、劉、周之後成為第一代領導集體一員。以中共慣常作風，毛、劉、周之後繼承權力者，必須於黨、政、軍方面有重大貢獻，在人民心目中威望甚高。衡諸當代（七十年代）人物，真是捨鄧其誰！此周恩來所以於四人邦餘勢尚在，荊棘猶存之時，苦心孤詣，力保鄧為第二代領導核心之故。由於鄧公對中國共產黨之忠貞，及其所具「斯人不出，奈倉生何」本領，乃令對其知之甚深的毛澤東許其復出。其後雖經歷三下三上，終以其經受得起嚴格考驗的堅韌之質，重新掌握政權，帶領多難的祖國踏上復興新紀元。

    在中國現代史上，中國能轉危為安，轉弱為強，鄧小平是關鍵中的關鍵，重要中的重要人物。他那一錘定音的威望確是實至名歸。

    鄧小平曾說：「假如蔣經國尚在，台灣的統一問題將會順利得多。」此話十分有理。

    其實只要蔣經國多活五年，台灣統一的大前提，相信早已談出頭緒。

    又假如鄧小平能多活五年，國家統一的曙光必然早已來臨。

    為什麼如此說？

    憑鄧小平所具備的大智慧、大勇氣、大魄力、大胸襟和大決心，可以推知。

    因為鄧先生自少年時代參加共產黨開始，由革命而抗日，由抗日而內戰，由內戰勝利而建國，由建國後參與國家大政，種種事業和運動，都身與其事。個中艱難甘苦，可謂備嘗至深。活脫脫的親身經歷，磨練出他的智慧，激發起他愛國家愛民族的深厚感情，引透出他悲天憫人的仁者之心，使其在鬥爭哲學的氛圍中解放出來，成就了超時空的偉業。鄧公晚年在政治上的新見解，在經濟上的新觸角，在國家民族命運的新抱負，都是當代無人能企及的，他不愧為開創時勢的真英雄。

    今日國家最高層的精英，雖都曾經歷千錘百鍊，從「少林寺大門」出來。但由於其生也晚－既無鄧公所逢時代，也無鄧公所遇的艱難，是故個人智慧無論如何高，為國為民之心如何熱切，總難有鄧公之識見與威望。何況今日國家政體的最高領導層，已然由一柱擎天時代發展而為日趨民主的「集體禪讓」，事事由集體智慧與意志解決，一錘定音格局顯然已進入了歷史里程。「台灣統一」這個由舊時代一直拖延至今的大難題，必須有激然而起的新觀念、新勇氣、新魄力去面對，才能使之順利獲得解決。際此澎湃奔騰，急流飛湍的新時代，身為炎黃子孫的我，願稍盡匹夫之責，獻上多年所思意見，供國家最高當局覽察。懇切期望此中有一二能觸發新思維的酵素，以有助於廿一世紀新時代祖國統一大業之早日完成。

    《管子》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兩句擲地有聲的至理名言，道盡人性的最大渴求與最大需要。簡單來說，是身為人類既需要物質的溫飽也需要精神的滿足。《管子》所說的倉廩和衣食是物質，禮節與榮辱是精神。當衣食溫飽之後，人於具體生活中最渴望得到的，是別人的尊重。因此人類幸福的生活，具體來說，就是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同樣須要重視，須要滿足。作為國家領導人，必須令老百姓看到這幅幸福的遠景，才能令億眾歸心。

    過去國家對台政策，雖然向台灣掌政者提出許多優厚的條件，但這些條件：

     第一，主要以台灣掌權派為對象，而忽視了廣大民眾；
    第二，條件的內容只偏於物質性的滿足，而忽視精神的渴求；
    第三，這些條件表面上看，似以「對等」地位看待台灣，但台灣方面卻以為實質隱含
             著濃厚的招降意味，充分表現出以強凌弱，以大壓小的心態。

    在這種表面看似完美，實質隱藏著對廣大人性照顧未周的缺憾中，台灣島內與政治利益無直接關係的老百姓，完全感受不到國家的厚愛。基於生活環境之不同與文化教育背景之異趨，他們腦海中對中國共產黨，有的只是歷史的傷痕和傳媒及書刊所描述的令人思之猶有餘悸的事故。在創痛之感未除，驚懼之意仍在的情況下，除非國家有令其感覺公平合理而又受到尊重的政策，表現在具體行動中，和足以取信的誠意。否則，怎能將多年的內心陰影一一驅除？

    大家都知道除非國家處於嚴重受傷害，非戰不可的局勢，否則在一個和平世代，斷不應用戰爭去解決內部矛盾。何況久經多年戰與亂的神州大地，更何堪再陷於生靈塗碳、玉石俱焚？國家就基於這一點愛護同胞的惻隱之心，乃令數典忘祖的台獨分子有可乘之機，肆意大搞割裂國土的活動。加以存心不願見中國興起的美日為之暗為鼓動，遂令這些不肖敗類更肆無忌憚，喪心病狂！

    國家處於和戰兩難局面，若不改弦易轍提出有效辦法，把握不容再失的機會促成和談，深恐統一大願，將更拖延時日。語云「夜長夢多」，凡我深愛祖國的炎黃子孫，能不為此擔憂？

    練英是億眾熱愛祖國的中華兒女一員。五十年來無時不想著祖國能復歸統一，讓分散的家庭得以團聚。

    從歷史的研究與傳統智慧之印證，發現今日兩岸之間要握手言和，只有用孟子「仁者事小」和「智者事大」的愛心、智慧與胸襟周旋其中，才能搭起一座互相信任、互相往來、互相溝通的心橋。

    現將多年來有關台灣統一問題的思考所得，誠懇地奉獻給祖國。希望在國家高層領導群豐沛、聰慧的思想之泉，加入三數點新來活水，讓統一的思維之花在適當的灌溉下，綻放出新
穎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