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勢造英雄!

    英雄造時勢!

    歷史足以證明這兩句說話，各有其道理。沒有時勢，英雄無表現的機會；沒有英雄，時勢亦只得徒呼奈何！惟有具此時勢，有此英雄，然後始能風雲際會，創造不朽的偉業。

    今日的中國，正出現一個給英雄人物發揮抱負的大好機會。四十年來兩岸分裂對峙之局，露出了和平統一的新機。

    不要以為此一機運是由某黨派，或某方面的領導人物所造就。其實歷史上任何契機的出現，都是源遠流長發展而來的，絕非偶然。唐朝出色的政論家柳宗元，論周初推行封建制度的成功，並不認為是武王或周公的創意。他說：「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真是一語中的，充滿智慧的名言。無怪新文化運動大師胡適，在談新文化運動的出現時，也曾指出時勢的發展是最重要的因素，人的努力，只能起催生的作用而已。

    由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誕生起，國民黨與共產黨由於所信奉主義的不同，與所追求理想的殊異，已注定最後必須作一次生死的決鬥。雖然在現代史上，國共兩黨曾因國家遭受內憂外患之煎迫而促成兩度合作，但最後還是凶終隙末。好不容易八年艱苦抗戰剛結束，槍桿子便立即由對外轉而對內，爆發了慘烈的內爭。經過三年多的骨肉相殘，共產黨終於奪得大陸政權，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向世人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而國民黨於新敗之餘，亦只得將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

    在中國，這種由「一個國家一個體制」，演變而為「一個國家兩個體制」，甚或多個體制的情況，在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從史學的觀點看，即使分裂為多體制如五代十國時期，中國依然還是一個中國，因為國家不等於政府，政府雖可代表國家，但絕不等同國家。事實上，中國立國五千年，國家始終是一個，但政府嗎？太多了。不單漢朝是劉氏的政府，唐朝是李家的政府，清朝是愛新覺羅的政府；甚至北宋年間，司馬光為相，可稱為司馬光政府，王安石當首輔，亦可稱為王安石政府；如現代民主國家美國，列根在位，稱列根政府；布殊上場，稱布殊政府，道理正同。

    因此，務實地看，由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起，中國實際上已出現了兩個主張不同的政府。儘管雙方皆以正統自居，指對方為不合法。但嚴格來說，即使昔日國民政府身在聯合國，而中共被拒諸門外；今日情況正相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已貴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務理事國，中華民國政府只能望門興歎。但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無論誰在聯合國的殿堂，誰不能進去，皆不足以否定中共在大陸，「國府」在台灣，俱是如假包換的，實實在在的統治，誰也不能抹煞誰。

    國共兩政府由于皆欲成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數十年來，彼此攻擊，互相敵視，亟欲將對方併之而後快。中共高呼「解放台灣」，「國府」大叫「反攻大陸」，如是者，足足呼喊了三十多年。

    在這數十年間，中國人民被兩道平行的、堅硬的銅牆鐵壁分隔著，永遠不能相交，永遠不能來往。沒想到時間可改變一切，隨著國際大氣候與國內小氣候的轉變，深仇大恨的敵我，亦可醞釀出若干融通。事實上，倘能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正視客觀的現實，任何人都會發覺，無論「解放」也好，「反攻」也好，都已淪為空洞的口號，斷無實現的機會。若要讓祖國重歸統一，除了握手言和，別無他途。

    在中共「葉九條」(一九八一)和「三通」的連環攻勢下，「國府」長久以來，均處於被動。直至一九九〇年五月二十日，李登輝藉著就任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對外發表演說，始正式呼籲中共展開統一和談。演詞中有這樣的一段話：「如果中共當局能體認世界大勢之所趨及中國人的普遍期盼，推行民主政治及自由經濟制度，放棄在台灣使用武力，不阻撓我們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開展對外關係，則我們願以對等地位，建立雙方溝通管道，全面開放學術、文化、經貿與科技交流，以奠定彼此間相互尊重，和平共榮的基礎。期于客觀條件成熟時，依據海峽兩岸中國人的公意，研討國家統一事宜。」(二〇〇八年七月一日補註：當時之李登輝羽翼未豐，雖身為總統，亦只能以委曲求全態度代國民政府發此呼籲，可惜中共未能好好把握，以致坐失良機！)。對「國府」來說，這確是「大陸政策」的一項大突破（是蔣經國生前早已定下的大方向。）

    中共方面對於李登輝的呼籲，指為目的在搞「一國兩府」，製造兩個中國。由此看來，一時之間，兩岸恐仍不易取得和談的共識。際此關鍵時刻，身為炎黃子孫，實應同心協力從各個方向，以各種不同方式努力促成統一運會的實現。趁著一線曙光的初露，撥開雲霧，迎接光芒萬丈旭日的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