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二十世紀是一個革命的世紀。前有辛亥革命及此前之多次小型革命，後有共產革命及中共建國後的文化大革命。直至文化大革命結束（一九七六年），由鄧小平帶領走上改革開放之路，才與「革命」告別。

    革命這個詞讀起來雖然鏗鏘，看起來雖然壯麗，但回想起來卻有令人聞而生畏的血腥。

    革命雖可改變人類命運，但非必要時不宜輕言革命。尤其在一個不再有君主極權的民主社會，身為統治者，只要時刻記取愛民若赤，一切以百姓為念的仁者之心，然後積極為眾生謀福祉，則革命之遠因和近因均無由生。於是乎，廣大百姓亦樂得安享太平，這就是名符其實的長治久安。

    今日的中國，這種悅耳的足音正越行越近。我們全體炎黃子孫都應該與革命時代告別。尤其作為掌權的共產黨，尤應先行與革命意識告別，只有這樣，我們的神州大地才可出現真正的和諧。

    誠然，要求共產黨人告別革命意識，絕不是一件易事。共產革命經歷艱難太大，犧牲性命太多，而最後能以絕對劣勢打敗國民黨的異常優勢，終底於成，此種滿足感、成功感世間上怎能找到第二種事物足以代替？君主時代，打敗了敵人可以坐擁江山，是最佳補償。現今是人民當家作主時代，再沒有這種權利。但無可否認，不少共產黨人在腦海裡依舊潛藏著「江山是我們打回來的」這種封建意識。一種無上光榮的成功感令他們陶醉在革命的回憶裡久久不能離去。加上在戰場上槍林彈雨出生入死，同志之間更形成一份同生死、共患難的牢不可破感情。表現在日後生活和工作上，則是義薄雲天、義無反顧的關係。這種關係在己是極端團結，於人則極度排他。有了這種慣性，看事物便處處以自己的價值為出發。今日中共治國，成就日大，胸襟日廣，倘能以實事求事精神，檢視一下部份黨員對黨和國家的關係，當會發覺普遍存在以下四種觀念：

    （1） 先有黨然後有國；
    （2） 黨比國更為重要；
    （3） 由中國共產黨管治中國是天經地義的事，任何人不得有異議；
    （4） 最後在絕大多數共產黨人心目中形成了黨國不分的黨天下觀念。

    在以上四種觀念的影響下，毫無疑問，共產黨成為可以支配全國人民命運的黨，共產黨理所當然擁有管治人民的特權。這種想法究竟對或不對？應該或不應該？討論起來必然引起極大爭議。表達意見時，倘若帶有偏激的立場與強烈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利益和感情，不但找不到客觀的結論，到頭來，反而會增加更多難以解決的困難。

    近年來，國家在胡錦濤主席的領導下，中央領導群英紛紛表現出在改革開放時代思想解放之積極性，大有敞開胸襟，廣納眾言以收治國大效之新氣象。

    基於一份熱切的愛國感情和多年來對兩岸問題的研究，練英深感國家當下對台政策，應趁深得蔣經國真傳，而又勇於肩負國運重任的馬英九上場機會，大力調整過去未能發揮積極作用，促成兩岸和談的對台政策。除了前面所陳三方面須作改進外，尤為重要者，是本節所述「告別革命意識，建立共融思維」的主題。

    中共要促成兩岸合作，完成統一大業，必須做到下列三項大事：

    第一項：尊重多元情操，開拓愛國領域　－

    任何國家對於國民的愛國精神都十分重視，我們的祖國自然也不例外。只是一直以來，中共不少黨員在觀念上由於黨國不分，遂經常以「共產黨即是國家，國家即是共產黨」此一要求討論愛國問題。尤其是思想不夠開放的幹部和親共人士，帶著不可一世的神色和自以為是的語氣去批評別人不愛國時，經常予人「愛國必須愛黨，不愛黨便等於不愛國」的專斷印象，這種態度令千千萬萬炎黃子孫內心產生不少離心力！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鄧小平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曾經說過：「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可。」鄧公將黨與國分開來說，可見在他心目中黨和國是有分別的，不可混為一談。

    凡是認真研讀歷史的人（鄧公手不釋卷，二十四史到處隨身），大家都知道，在我國歷史上，自古以來，連老百姓都知道政權、黨和國家是不同的。周、秦、漢、唐、宋、元、明、清是政權而非國家。五千年來國家只有一個，但政權嗎？太多了。普天之下，凡我炎黃子孫都熱愛祖國（除了漢奸），但政權呢？那就要看它行仁政抑或暴政了。一個暴政的政權，百姓不獨不愛它，甚而要推翻它！

    根據這種基於人性與正義的率真表現，千古以來我們世世代代的炎黃子孫都具有濃厚的愛國感情。雖然表現於具體行為上有人因愛周朝的禮樂教化而愛國，有人因愛漢、唐的盛世而愛國，有人因宋朝的文化理學而愛國，亦有人因明代復興漢族政權而愛國。更令人值得深思的是：南宋之衰弱與明末之萎靡，在備受外族欺凌時，更激發起無數民族英雄在岳飛、文天祥、史可法等充滿正氣的節烈豪傑的領導下，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去捍衛社稷。此外，以孔孟仁義為骨幹的儒學，以老莊無為逍遙為精神的道家，以兼愛非攻為職志的墨家，以循名責實為手段的法家，以通達兼融為理想的雜家……乃至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以及千古派系林立各擅勝長的文章，都有不同的欣賞者，他們也常為一己之所尚而愛國。總之在我們悠久的國史與偌大的國土中，千巖萬壑、千姿萬態，看不盡的錦繡河山，領略不盡的優美人情，神往不盡的松柏氣節，在在都使人對這個古舊而有活力、穩重而能進取、跌倒了又可站起來的多災多樂、多愁多喜、多禍多福的國家魂牽夢縈。說愛國，假若只局限於現今這個只有五十餘年歷史的新中國，如何能令億億萬萬炎黃子孫樂於歸心？

    這是一個極度嚴肅、極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當國家領導群英對此有所感悟，腦海裡出現靈光一閃時，我們祖國的光明前途便快將出現眼前！

    第二項：尊重歷史事實，正視異見者對國族之貢獻　－

    練英在多年前出版的博士論文《明太祖教育政策研究》的〈緒言〉中，曾經指出：「構成歷史的一項最大要素為人物。人物在不同的時空，受不同的歷史條件限制，所成就者自然不同。即使在同一時代，同一環境，亦常因其人的才華、氣性，與遭際之不同，而表現各異。論史者於此微妙關鍵，務須知其人之所能為者，與不能為者；又知其所應為而不為，與不應為而為者；然後始能得中肯之見。切忌以偏概全，更不能於事外加上魯莽滅裂的論斷。」

    這是從事歷史研究所必須遵守的一種極為嚴謹的評論人物應有的態度。自古以來，能留傳後世的不朽史作，莫不堅守此一原則。

    只有政治團體（如政黨或類似政黨的組織）和政治中人才因另有目的而據一己之心隨意立說。造成此一現象，主要原因在學術研究目的在求「真」，而政治論述則在求他們心目中的「善」。求真，絕對不能虛構（資料不足另當別論），求善，則因立場不同可出現南轅北轍的演繹。歷史上有人說黃巢起事為動亂，但亦有人稱之為義師；有人批評清末年間義和團為無知誤國，亦有人讚美他們勇敢衛國。二十世紀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是具有強烈的自我心目中的「善」為目的之政治團體。這兩個政黨所標榜的「善」，幾完全處於對立---其勢有如水火。是故自上世紀二十年代以來，兩黨便成為勢不兩立的仇敵。除了因為外敵入侵而有過兩次迫於形勢的「合作」外，近半個世紀都在槍林彈雨和勾心鬥角的鬥爭中渡過。直至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取得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成立，國民政府被逼退處台灣，彼此更嚴厲地以「匪」字相辱罵，「反攻大陸」與「解放台灣」顯示兩者絕不甘於並存。

    五十年代初，當我在鄉間（廣東省南海縣）讀小學時，我們的老師暑假後由廣州省親歸來，告訴我們在廣州中山紀念堂有人貼上這樣一副對聯：

    蔣剿毛匪，毛剿蔣匪，天下皆匪；
    蔣有美援，毛有蘇援，人民無援。

    很明顯，對聯中的「匪」字，是作者對國共雙方在長期鬥爭中互相指罵的沉痛嘲諷。兩黨中人確或帶有強烈的彼此仇恨心態，但對一般老百姓來說，是感受不深的，大家甚至不願見到這種煮豆燃萁的相煎。對聯內隱含著的沉痛與無奈的歎息，不但是作者個人的感想，同時也是經受了數十年內外戰爭之苦，思欲過太平生活而不可得的廣大百姓的心聲。

    今時今日，國共雙方雖然不再以「匪」字相罵，「反攻大陸」與「解放台灣」的口號亦已銷聲匿跡。但數十年無孔不入，耳提面命的教育與宣傳，在彼此民眾的內心已薰染成像紫砂茶壺內的茶垢般，不易一時洗去。大陸方面，除最高領導層及黨員中有胸襟、有識見而能拔乎流俗的精英不再受舊意識所拘縳外，不少黨幹部及文化、學術與教育中人，在說話中，在思想裡，依舊殘存著充滿革命意識的思維。在他們的著述中，作品中，講話中，經常顯露出「革命成功者」的氣燄與姿態。不獨對蔣氏父子時加貶責，甚而對跟隨國府赴台傑出的、對國家民族有巨大貢獻的右派人士，亦難在學術文化和教育方面給他們公平的對待。不單如此，連歷史上的先聖哲賢也因在屢次的破舊立新運動中，遭受冷落，甚至批鬥。如此這般，遂令五千年具有不朽價值，長我育我、立我達我的傳統文化和偉人事跡，遭敝屣之棄。於是乎，談文化，便只從「五四」以來左傾的新文化來看問題；談人物，便只有共產黨人和同情共產黨及認同共產主義的人才受到推崇、歌頌。對我們祖先歷代辛苦經營而來的歷史、文化和人物通統以「封建」或「反動」二詞予以否定。致令當今中華兒女，很多人都不曾想過：在我們神州大地的兩岸四邊，為什麼統一問題遲遲未能解決？為什麼香港的民主步伐終日只聽聞吵吵鬧鬧而欲進不前？為什麼在大陸上至官僚，下至平民百姓的社會罪惡如此多？為什麼國際間那麼多人總是給我們過不去？假如我們用耙梳細理的方法去深入思考、分析，當會發覺問題就在於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建國已六十年，但對待傳統很多寶貴的歷史經驗和文化遺產，都沒有給予客觀的理解和認同。教育界、文化界、學術界開口閉口「封建思想」、「封建社會」、「封建時代」，語意盡多貶諷。不知此種輕率論述徒令全世界最悠久、最豐富、最複雜多姿、最經受得起考驗的中國傳統文化，被最簡單的邏輯將之撥入「落後無用論」的籮筐，棄置一邊。尤為可悲者，是這種偏狹的態度令千千萬萬深愛著悠久的國家民族，眷戀著多采多姿的中華文明，神往著歷代先聖哲賢、英雄豪傑偉大行狀的心，感覺失去了歸宿而無所依傍。

    中央政府諸位英明領導：是否值得細心思考，今日台灣與香港存在的問題，是否與此偏狹意識所造成的惡果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逾半個世紀，熱愛著祖國，不願置身政治鬥爭而又客觀冷靜關心國運的人，早就發覺昔日國民政府所定國歌首兩句：「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之「吾黨」二字為造成後來不少有守有為，有志興國濟民的卓然特立人士，背離三民主義，投身異黨的令人深感遺憾的一大敗筆。孔子說：「一言興邦，一言喪邦」，聖人的智慧不由我們不虛心服膺！

    其實周初封建制度，絕非我們現代人想像那麼負面。它在歷史上的意義，不但造就了中國歷史上最長久的周朝國祚，尤為可貴者，是它所擁有的智慧，不但帝制時代從政者應該學習，即使今後世世代代掌握大權為人民服務的政治人物，依舊值得虛心效法。現且從武王周公實行封建諸侯時所採取的標準，分析一下此制度高明的地方：

    武王、周公實行封建制度是順應歷史潮流之所需，柳宗元在〈封建論〉中說：「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文章指出周初實行封建之正確，及其後漢、晉實行之錯誤。武王周公當時所封人物可分四類：一為宗室，二為功臣，三為歷史上有貢獻的先王後裔，四為商紂遺裔。第一種基於血緣，第二種直接有功於周室。這兩種人的封建除了政治上有此需要外，主要原因是人性自私自利的本能表現，可以謂之封建意識。

    至於第三種人的封建，則是為歷史紀功，為周朝敬賢，第四種本是敵人而能對其給予封疆建國，則顯示胸襟寬廣，有容乃大的仁者之風。對於第三、第四這兩種人物的封建要給一個貼切的形容，可以稱之為封建智慧。周朝之所以有八百年天下，就因為這種智慧所產生的融和作用，具體表現於政治上，則是千古傳頌的周公的德政：一為以仁心待百姓，以禮樂治天下；二為禮賢下士，用人兼重德才；三為執法嚴明，必要時不惜大義滅親。

    封建智慧影響於後世政治，為眾人皆知的先有齊桓公之重用管仲，後有唐太宗之用魏徵。管魏二人曾經是其新君的敵人，在奪位之爭中險些取去二人性命。齊桓公與唐太宗居然不計前嫌，給予重用，是何等智慧！何等胸襟！（唐太宗貞觀之治的成功，完全得力於封建智慧的善為運用）。其後明代被大家視為雄猜之主的明太祖朱元璋，為紀念忠臣烈士生前建國之功，特於鄱陽湖之康郎山建忠臣祠時加祭祀外，對於政敵元朝為抗明軍而犧牲的死節將士，亦予以表揚：建祠造像，供後人祭祀。這些超乎常人想像的非常舉措，正是一位英明領導者安民心、得民心、治國平天下的英明表現。凡欲開新局、創時勢、為國家建立不朽功勳的政治人物，都須具備這種識見與胸襟。

    大陸若要取得台灣同胞及全球華裔右派人士的擁護，支持祖國統一，必須正視兩蔣及其追隨者對國家的貢獻。蔣介石在大陸當政時期，吏治之敗壞，外戚及不肖官員之貪枉，早為人詬病（「五四」時期為毛澤東欽許的傅斯年便曾戟指大罵孔祥熙與宋子文）但其率師北伐、領導全民抗日和堅拒美國利誘而誓守台灣，則是盡人皆知的功勞。赴台之後，汲取在大陸失敗教訓，實行《三民主義》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大大改善台灣百姓生活，亦為了不起的貢獻。

    至於蔣經國，秉承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精神，一生愛民若赤，廉潔自持，在其領導下，台灣處克難時期完成十大建設，科研經濟擠身亞洲四小龍之首。不但台灣百姓感念至深，世界人士亦刮目相看，其昔日在江西贛南胼手胝足，為民謀福祉，至今百姓仍懷念不已。

    國家若能從此一角度正視蔣氏父子之歷史地位，效法漢高祖封雍齒的智慧與胸襟，不再以多年慣用的革命意識看待蔣氏父子，連同他們廣大的右派學者、專家、教育及文化人士，一併以求真的態度收入現代史冊，讓優秀的史學工作者自由研究，還其本來面目，給他們中肯公道的評價，我相信，海外支援台灣重歸祖國懷抱的呼聲必會大大提高！

    當今世界，政治舞台波詭雲譎。領導人普遍輕道義而重功利，薄誠信而尚巧詐。先進大國懷戀昔日帝國主義時代的光榮，殖民主義心態餘波盪漾，時刻思欲支配他國，從中漁利。對於像我們中國長期積弱，任由宰割，而至今日漸露復興勢頭的國家，內心尤覺難於平衡，潛意識中時欲加以打壓。對我國台灣問題與西藏問題，視為可資利用、可予打擊弱點。不惜以非作是，以錯作對，以善當惡，以假亂真，欺蒙世人，藉此煽動群情，製造反華言論。若干所謂世界大媒體，不惜喪失公信，推波助瀾。用心之險惡，令人髮指。國家當局面對此艱難局勢，不能不特加冷靜，小心應對－外以求理解於世界正義人士，樹立愛和平、重公理形象；內則藉充滿誠意，大方得體行事改變台灣同胞印象，使其對國家漸增理解，產生歸屬之心。

    信內各項建議，都從歷史、事勢、法理、人情各方面深入研究，細心考量而得。目的在為國家提供兩岸樂於接受之原則，以展開談判，建立互尊互信，和平共融局面，讓統一大業順利完成。

    悠悠歷史，證明人類天性有三大害怕：一怕權益受損，二怕尊嚴受傷，三怕生命受威脅。台灣同胞面對國家統一問題，不擔心生命受威脅，但害怕權益未受充分保障，尊嚴未獲應有尊重。

    即將上場的馬英九，由參與競選開始，對兩岸問題，一直顯得戒慎恐懼，唯恐於兩岸關係，一不小心，會令國民黨重蹈覆轍，大受傷害，令台灣百姓失去幸福自由。

    大陸要與中華台北新政府（馬英九已嚴肅聲明不願做「台灣國的總統」。他希望能以蔣經國在世時已決定使用的「中華台北」名義參加國際事務。）建立良好關係，必須對台灣由歷史至現實都多下知己知彼工夫。只有對台的點、線、面、體各方面都有客觀認識，才能製訂出因時制宜的策略，讓國家統一事業收事半功倍之效。

    現且以馬英九為例，舉其個人所具若干特點，供中央參考，以見今後對台工作，斷斷不能一如既往只從己方立場與願望出發去構思統戰大計，否則將會錯失來之不易的大好時機。

    馬英九個人所具之特質及其性格可分兩方面說明：

    （一） 得自傳統方面的－

    1) 馬英九的人格自小得其父秉承我國傳統士大夫的優良品格－忠、孝、仁、愛、禮、義、廉、恥的教導，表現於做人為官， 能做到擇善固執－有所為，有所不為。

    2) 馬英九雖在美國取得法學博士學位，但回國任事後，跟隨蔣經國多年，親炙其身教、言教，深受來自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國為民精神感染，養成了一種出類拔萃勇於任事的廉潔風格。

    3) 馬英九出身國民黨家庭,對蔣氏父子不屈於美國之脅迫利誘，勇於肩負國運使命的勇氣,服膺至深。就其言談與視其當選後親謁二蔣陵的凝重神色中，隱然流露出繼承前人的沉毅、果敢抱負。

    4) 馬英九幼受黨國教育，自覺肩負著國民黨與中華民國的黨國尊嚴，（這份尊嚴源於中華民國之創建與國民黨之成立）和二千三百萬台灣同胞的重託。他一言、一行，一主張、一決策，都關係著黨國的命運和台灣百姓的福祉。

    （二） 來自現代方面的－

    1) 馬英九生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其政治生命與台灣的改革開放同步。當其挾美國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名銜返台從政後，不多年台灣的民主運動便告展開。馬英九以其出於污泥而不染的品格和優良的西方教育背景，及其於公眾面前善於表現自我的性格，在民主戰場上一再挫敗強敵，創造輝煌成績。可以肯定，他將來不但在台灣民主發展史上留下美名，同時也必於中國現代史寫下傳統的優質文明戰勝忘本自利、卑鄙齷齪的混濁欲望。這是在此價值混沌時代，十分重要的激濁揚清的一章。

    2) 馬英九以其先天、後天的優厚條件，在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下，培養成出類拔萃的從政質素。加以入仕後得遇既是明主亦是良師的蔣經國，鑄造成他日後飛黃騰達的階梯。

    果然，因緣際會，在民進黨陳水扁輩得意忘形，不可一世，胡作妄為而國民黨高層大歎才難之時，馬英九在眾望所歸的情況下，先後擊敗了野心裂土自肥的一小撮民族敗類，穩住了台灣的危局。兩次了不起的勝利充分見出馬英九已經將自己磨煉成一傑出的民主人。

    作為一個成功的民主人，最令人擔心的是在民主質素日趨下降的當兒，很容易在不知不覺間沾上「一切為了選舉」的惡習。尤其是馬英九此次競選成功的策略，主要是對民進黨擅於煽動及騙取民情的技巧，實行「師其所長而奪其所恃」－學習民進黨之所長而反制民進黨，結果大功告成。

    果真如此，則馬英九未來的施政作風，未必能秉承傳統政治家擇善固執的勇氣，去堅持他來自前賢與蔣氏父子一切以五千年國族為念的不捨不棄精神。為了追求連任，很可能會被民進黨與台聯黨的台獨意識與競選策略牽著鼻子走，隨其起舞。如是，則日趨寧靜的海峽，不難再起波瀾。

    對於影響台灣未來命運的領導人的性格和特質有了充分的認識，國家應該作出怎樣的應對？這是關係國族命運的一大課題。處理得好，不但兩岸同胞同受其益，甚而國家前途亦必光明燦爛；反之，不但兩岸和談難於展開，甚而廣大炎黃子孫亦必因兩岸政治與軍事角力的折騰而蒙受其苦。

    當此關鍵時刻，國家最高領導當局，務請認清以下四事：

    （一） 台灣這次兩大政黨的選舉，勝負不是取決於地域與族群，也非決定於層出不窮，無所不用其極的競選技巧。而是取決於文化質素之優劣與道德情操之高低。傳統社會對於從政者務必德才兼備的嚴格要求，終於在人性良知的顯現中重見其不朽價值。這不但證明潛藏在台灣同胞內心有經受得起考驗的中華文化優良因子，更令人欣喜者，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精魂勵魄在散渙久衰之後，再次萌發抖擻的生機。

    （二） 從政治的發展看，台灣已經進入民主選舉的政黨輪替階段，任何人主政，最多不能超過八年。政策的持續性難言穩定。執政黨一旦下台，新政府上場又可能面目全非。「九二共識」屢屢不為民進黨承認，是一個很好的教訓。今後國家統一大政，斷不宜偏賴某黨或某些人士。否則人事一改，面目一新，一切又有可能被推倒，令多年努力盡付東流。

    （三） 古語云：「民為邦本」。我國自夏、商、周時代始，已深知民心對政治影響之重要。今日民主時代，民意更可直接決定國家及社會的命運。過去國家對台策略只著重對政黨及統治階層作統戰，而忽視了老百姓的感受。基於五千年傳統文化的深植與感染，（台北市和台南市都有規模宏大的孔子廟，歷代賢哲配祀其中，足見影響深遠。）老百姓本來有心向祖國的潛在因子，奈何國家卻顯示不出對他們的重視與關懷，致令數典忘祖的民族敗類有機可乘，實行顛倒是非，蠱惑群眾，破壞統一大計。今後國家統戰策略必須改弦易轍，以台灣全民乃至全球華人為對象，本光明正大的動機，以無私的誠意從歷史、事勢、法理、人情四方面解釋國家統一大業乃整個中華民族的神聖使命，是炎黃子孫世世代代幸福之所寄。凡我中華兒女能參與其事是不世之榮業，不朽的功勳！

    （四） 過去百年中國是一個天翻地覆的世紀。我們曾經在亞洲建立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又曾經是亞洲共產主義國家的老大哥。兩次偉大的革命都給人們無限的憧憬，但十分可惜，這兩次革命最後卻留給人們一連串災難深重的動亂。由辛亥革命推翻滿清至今，國家從未有過一日真正的統一，百姓從未享過一天真正的安寧。

    雖然鄧小平由一九七八年領導開放改革，三十年來取得重大成就，但民族問題、宗教問題、社會問題和國家統一問題依舊荊棘滿途。其中尤以國家統一問題至為艱難，也至為迫切。深究其因，皆由於二十世紀這個五千年未有的大時代，我們由於備受內憂外患困擾，對現實政治深感不滿之餘，在西方強勢文明的衝擊下，絕大多數愛國心切崇尚西化的知識份子，對由傳統承傳下來，足以警頑立懦，促進和諧團結，維繫國家統一的忠、孝、仁、愛、禮、義、廉、恥德育給催毀了。紛至沓來、矛盾重重的多元價值在神州大地左衝右突，將人與人之間彼此信賴、相互關懷的、共同勉勵的「心橋」徹底破壞，造成今日十三億同胞有十三億不同的理想和價值，表現於對國家歷史的認知上，呈現出四種對國族融和具有絕大負面作用的史觀：

    有人將歷史看成一無是處，把近世中國種種的不幸完全歸咎於古人。

    有人在到處瀰漫著功利主義的年代，把歷史教育視為徒然增加學子負荷的包袱，既無補於世道人心，也不能助其取得更多財富。

    又有人將歷史教育當成達到政治目標的手段，用階級鬥爭的現象去解釋悠悠五千年中國歷史的演變，希冀以一方之見否定盡各派史觀。

    更有人在國家多難時期，亟謀割裂國土，另建新國，以自外於中華民族，把理所當然的歷史承擔視為追求獨立的絆腳石，恨不能一舉而將之盡棄。

    將一切不幸委過先輩的人，其心態彷如一個家道中落的「二世祖」，終日只知怨天尤人而不思振作。中國歷史在他們心中，不但難得一公道，更嚴重者，他個人的民族自信亦必盪然無存。

    認歷史教育為包袱、為負累的人，心裡只有一個「利」字。何謂國家民族？何謂祖國文化？何謂責任道義？這些東西在他們眼中統屬無聊，不值一顧。

    用階級鬥爭現象作為唯一真理去解釋歷史演進的人，常喜斷章取義，用歷史去遷就自我的政見，毫不重視史學上多元發展的求真精神。

    藉割裂領土的手段，以達其自外於中華民族野心的人，其心最可恥，亦最可誅；即使「數典忘祖」四字，也不能形容其卑鄙與醜惡。

在以上四種思想的支配下，我們現代中國人對歷經驗證，為人民大眾樂於接受的倫常觀念和「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的民胞物與，樂於眾同的博大精神，一概視之為落後，摒棄之唯恐不及。

    今日廣大中華兒女為追求個人榮利，毫不考慮仁與不仁、義與不義；只講求快與不快，多與不多。如此是非不問，善惡不分的利慾薰心下，試問怎還有人願為國家民族作出犧牲、奉獻？國家統一之路如此崎嶇，如此難行，實有深層次的民族及文化的根源因素。非得以超時代的胸襟（超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五十九年，擴而至於中華民族五千年），超法理的識見（兩岸問題的解決，有賴雙方同胞血濃於水的感情，和共同賴之以長以教的中國文化的深切體認），和超技術的修養（過去兩岸問題交涉，好像一場沒有賽時，沒有賽例，沒有裁判的自由搏擊，永遠難有結局。）去展開談判不為功。

    《中庸》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又說：「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只有以至誠之心彼此相尊相重，相親相愛，才能激發起渡盡劫波後的兄弟之情在心裡重現。至此，則昔日同是為國為民，只因信念不同所造成的恩恩怨怨，當會煙消雲散。而天朗氣清，雲開見月的好日子自然快將到來！

    語云：「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這是二而一，一而二的道理。沒有時勢，英雄無表現的機會；沒有英雄，時勢亦只得徒呼奈何。只有具此時勢，有此英雄，然後始能風雲際會，創造出不朽的事功。

    今日的中國正出現一個給英雄人物發揮抱負的大好機會。海峽兩岸分裂對峙六十年，凡關心國族命運的同胞，莫不翹首引領，希望多難的祖國能把握時機，實現和平統一。

    新中國成立以來，鄧小平是最能把握時機創造時勢的英雄人物。鄧公的三大法寶是解放思想、實事求事、因時制宜。今日中央領導群英都是鄧公的好學生，忠實的追隨者。全球炎黃
子孫懷著至誠之心，至切之情將國家走向盛世的統一大願寄託在諸位身上。深盼國家最高領導當局能體卹這份久而彌深的願望，從歷代先聖哲賢的睿智中，仁人志士的胸懷中，和英雄豪傑的勇氣中體會出國家統一的大道理，將兩岸骨肉相連的情誼用世代共仰的仁、義、禮、智、信連結起來，讓大家攜手邁步，一同迎向黎明的曙光！

敬祝

祖國國運興隆，人民生活幸福，
全心全意為國為民的公職人員身心康泰！

岑練英謹啟
二ΟＯ八年五月二十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