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势造英雄!

    英雄造时势!

    历史足以证明这两句说话，各有其道理。没有时势，英雄无表现的机会；没有英雄，时势亦只得徒呼奈何！惟有具此时势，有此英雄，然后始能风云际会，创造不朽的伟业。

    今日的中国，正出现一个给英雄人物发挥抱负的大好机会。四十年来两岸分裂对峙之局，露出了和平统一的新机。

    不要以为此一机运是由某党派，或某方面的领导人物所造就。其实历史上任何契机的出现，都是源远流长发展而来的，绝非偶然。唐朝出色的政论家柳宗元，论周初推行封建制度的成功，并不认为是武王或周公的创意。他说：「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真是一语中的，充满智慧的名言。无怪新文化运动大师胡适，在谈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时，也曾指出时势的发展是最重要的因素，人的努力，只能起催生的作用而已。

    由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起，国民党与共产党由于所信奉主义的不同，与所追求理想的殊异，已注定最后必须作一次生死的决斗。虽然在现代史上，国共两党曾因国家遭受内忧外患之煎迫而促成两度合作，但最后还是凶终隙末。好不容易八年艰苦抗战刚结束，枪杆子便立即由对外转而对内，爆发了惨烈的内争。经过三年多的骨肉相残，共产党终于夺得大陆政权，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世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而国民党于新败之余，亦只得将中华民国政府播迁台湾。

    在中国，这种由「一个国家一个体制」，演变而为「一个国家两个体制」，甚或多个体制的情况，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从史学的观点看，即使分裂为多体制如五代十国时期，中国依然还是一个中国，因为国家不等于政府，政府虽可代表国家，但绝不等同国家。事实上，中国立国五千年，国家始终是一个，但政府吗？太多了。不单汉朝是刘氏的政府，唐朝是李家的政府，清朝是爱新觉罗的政府；甚至北宋年间，司马光为相，可称为司马光政府，王安石当首辅，亦可称为王安石政府；如现代民主国家美国，列根在位，称列根政府；布殊上场，称布殊政府，道理正同。

    因此，务实地看，由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起，中国实际上已出现了两个主张不同的政府。尽管双方皆以正统自居，指对方为不合法。但严格来说，即使昔日国民政府身在联合国，而中共被拒诸门外；今日情况正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贵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务理事国，中华民国政府只能望门兴叹。但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无论谁在联合国的殿堂，谁不能进去，皆不足以否定中共在大陆，「国府」在台湾，俱是如假包换的，实实在在的统治，谁也不能抹煞谁。

    国共两政府由于皆欲成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数十年来，彼此攻击，互相敌视，亟欲将对方并之而后快。中共高呼「解放台湾」，「国府」大叫「反攻大陆」，如是者，足足呼喊了三十多年。

    在这数十年间，中国人民被两道平行的、坚硬的铜墙铁壁分隔着，永远不能相交，永远不能来往。没想到时间可改变一切，随着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的转变，深仇大恨的敌我，亦可酝酿出若干融通。事实上，倘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视客观的现实，任何人都会发觉，无论「解放」也好，「反攻」也好，都已沦为空洞的口号，断无实现的机会。若要让祖国重归统一，除了握手言和，别无他途。

    在中共「叶九条」(一九八一)和「三通」的连环攻势下，「国府」长久以来，均处于被动。直至一九九〇年五月二十日，李登辉借着就任中华民国第八任总统，对外发表演说，始正式呼吁中共展开统一和谈。演词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如果中共当局能体认世界大势之所趋及中国人的普遍期盼，推行民主政治及自由经济制度，放弃在台湾使用武力，不阻挠我们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开展对外关系，则我们愿以对等地位，建立双方沟通管道，全面开放学术、文化、经贸与科技交流，以奠定彼此间相互尊重，和平共荣的基础。期于客观条件成熟时，依据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公意，研讨国家统一事宜。」(二〇〇八年七月一日补注：当时之李登辉羽翼未丰，虽身为总统，亦只能以委曲求全态度代国民政府发此呼吁，可惜中共未能好好把握，以致坐失良机！)。对「国府」来说，这确是「大陆政策」的一项大突破（是蒋经国生前早已定下的大方向。）

    中共方面对于李登辉的呼吁，指为目的在搞「一国两府」，制造两个中国。由此看来，一时之间，两岸恐仍不易取得和谈的共识。际此关键时刻，身为炎黄子孙，实应同心协力从各个方向，以各种不同方式努力促成统一运会的实现。趁着一线曙光的初露，拨开云雾，迎接光芒万丈旭日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