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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二十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前有辛亥革命及此前之多次小型革命，后有共产革命及中共建国后的文化大革命。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一九七六年），由邓小平带领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才与「革命」告别。
革命这个词读起来虽然铿锵，看起来虽然壮丽，但回想起来却有令人闻而生畏的血腥。
革命虽可改变人类命运，但非必要时不宜轻言革命。尤其在一个不再有君主极权的民主社会，身为统治者，只要时刻记取爱民若赤，一切以百姓为念的仁者之心，然后积极为众生谋福祉，则革命之远因和近因均无由生。于是乎，广大百姓亦乐得安享太平，这就是名符其实的长治久安。
今日的中国，这种悦耳的足音正越行越近。我们全体炎黄子孙都应该与革命时代告别。尤其作为掌权的共产党，尤应先行与革命意识告别，只有这样，我们的神州大地才可出现真正的和谐。
诚然，要求共产党人告别革命意识，绝不是一件易事。共产革命经历艰难太大，牺牲性命太多，而最后能以绝对劣势打败国民党的异常优势，终底于成，此种满足感、成功感世间上怎能找到第二种事物足以代替？君主时代，打败了敌人可以坐拥江山，是最佳补偿。现今是人民当家作主时代，再没有这种权利。但无可否认，不少共产党人在脑海里依旧潜藏着「江山是我们打回来的」这种封建意识。一种无上光荣的成功感令他们陶醉在革命的回忆里久久不能离去。加上在战场上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同志之间更形成一份同生死、共患难的牢不可破感情。表现在日后生活和工作上，则是义薄云天、义无反顾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己是极端团结，于人则极度排他。有了这种惯性，看事物便处处以自己的价值为出发。今日中共治国，成就日大，胸襟日广，倘能以实事求事精神，检视一下部份党员对党和国家的关系，当会发觉普遍存在以下四种观念：
（1） 先有党然后有国；
（2） 党比国更为重要；
（3） 由中国共产党管治中国是天经地义的事，任何人不得有异议；
（4） 最后在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心目中形成了党国不分的党天下观念。
在以上四种观念的影响下，毫无疑问，共产党成为可以支配全国人民命运的党，共产党理所当然拥有管治人民的特权。这种想法究竟对或不对？应该或不应该？讨论起来必然引起极大争议。表达意见时，倘若带有偏激的立场与强烈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利益和感情，不但找不到客观的结论，到头来，反而会增加更多难以解决的困难。
近年来，国家在胡锦涛主席的领导下，中央领导群英纷纷表现出在改革开放时代思想解放之积极性，大有敞开胸襟，广纳众言以收治国大效之新气象。
基于一份热切的爱国感情和多年来对两岸问题的研究，练英深感国家当下对台政策，应趁深得蒋经国真传，而又勇于肩负国运重任的马英九上场机会，大力调整过去未能发挥积极作用，促成两岸和谈的对台政策。除了前面所陈三方面须作改进外，尤为重要者，是本节所述「告别革命意识，建立共融思维」的主题。
中共要促成两岸合作，完成统一大业，必须做到下列三项大事：
第一项：尊重多元情操，开拓爱国领域 －
任何国家对于国民的爱国精神都十分重视，我们的祖国自然也不例外。只是一直以来，中共不少党员在观念上由于党国不分，遂经常以「共产党即是国家，国家即是共产党」此一要求讨论爱国问题。尤其是思想不够开放的干部和亲共人士，带着不可一世的神色和自以为是的语气去批评别人不爱国时，经常予人「爱国必须爱党，不爱党便等于不爱国」的专断印象，这种态度令千千万万炎黄子孙内心产生不少离心力！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曾经说过：「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可。」邓公将党与国分开来说，可见在他心目中党和国是有分别的，不可混为一谈。
凡是认真研读历史的人（邓公手不释卷，二十四史到处随身），大家都知道，在我国历史上，自古以来，连老百姓都知道政权、党和国家是不同的。周、秦、汉、唐、宋、元、明、清是政权而非国家。五千年来国家只有一个，但政权吗？太多了。普天之下，凡我炎黄子孙都热爱祖国（除了汉奸），但政权呢？那就要看它行仁政抑或暴政了。一个暴政的政权，百姓不独不爱它，甚而要推翻它！
根据这种基于人性与正义的率真表现，千古以来我们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都具有浓厚的爱国感情。虽然表现于具体行为上有人因爱周朝的礼乐教化而爱国，有人因爱汉、唐的盛世而爱国，有人因宋朝的文化理学而爱国，亦有人因明代复兴汉族政权而爱国。更令人值得深思的是：南宋之衰弱与明末之萎靡，在备受外族欺凌时，更激发起无数民族英雄在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充满正气的节烈豪杰的领导下，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去捍卫社稷。此外，以孔孟仁义为骨干的儒学，以老庄无为逍遥为精神的道家，以兼爱非攻为职志的墨家，以循名责实为手段的法家，以通达兼融为理想的杂家……乃至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以及千古派系林立各擅胜长的文章，都有不同的欣赏者，他们也常为一己之所尚而爱国。总之在我们悠久的国史与偌大的国土中，千岩万壑、千姿万态，看不尽的锦绣河山，领略不尽的优美人情，神往不尽的松柏气节，在在都使人对这个古旧而有活力、稳重而能进取、跌倒了又可站起来的多灾多乐、多愁多喜、多祸多福的国家魂牵梦萦。说爱国，假若只局限于现今这个只有五十余年历史的新中国，如何能令亿亿万万炎黄子孙乐于归心？
这是一个极度严肃、极之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当国家领导群英对此有所感悟，脑海里出现灵光一闪时，我们祖国的光明前途便快将出现眼前！
第二项：尊重历史事实，正视异见者对国族之贡献 －
练英在多年前出版的博士论文《明太祖教育政策研究》的〈绪言〉中，曾经指出：「构成历史的一项最大要素为人物。人物在不同的时空，受不同的历史条件限制，所成就者自然不同。即使在同一时代，同一环境，亦常因其人的才华、气性，与遭际之不同，而表现各异。论史者于此微妙关键，务须知其人之所能为者，与不能为者；又知其所应为而不为，与不应为而为者；然后始能得中肯之见。切忌以偏概全，更不能于事外加上鲁莽灭裂的论断。」
这是从事历史研究所必须遵守的一种极为严谨的评论人物应有的态度。自古以来，能留传后世的不朽史作，莫不坚守此一原则。
只有政治团体（如政党或类似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中人才因另有目的而据一己之心随意立说。造成此一现象，主要原因在学术研究目的在求「真」，而政治论述则在求他们心目中的「善」。求真，绝对不能虚构（资料不足另当别论），求善，则因立场不同可出现南辕北辙的演绎。历史上有人说黄巢起事为动乱，但亦有人称之为义师；有人批评清末年间义和团为无知误国，亦有人赞美他们勇敢卫国。二十世纪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具有强烈的自我心目中的「善」为目的之政治团体。这两个政党所标榜的「善」，几完全处于对立---其势有如水火。是故自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两党便成为势不两立的仇敌。除了因为外敌入侵而有过两次迫于形势的「合作」外，近半个世纪都在枪林弹雨和勾心斗角的斗争中渡过。直至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成立，国民政府被逼退处台湾，彼此更严厉地以「匪」字相辱骂，「反攻大陆」与「解放台湾」显示两者绝不甘于并存。
五十年代初，当我在乡间（广东省南海县）读小学时，我们的老师暑假后由广州省亲归来，告诉我们在广州中山纪念堂有人贴上这样一副对联：
蒋剿毛匪，毛剿蒋匪，天下皆匪；
蒋有美援，毛有苏援，人民无援。
很明显，对联中的「匪」字，是作者对国共双方在长期斗争中互相指骂的沉痛嘲讽。两党中人确或带有强烈的彼此仇恨心态，但对一般老百姓来说，是感受不深的，大家甚至不愿见到这种煮豆燃萁的相煎。对联内隐含着的沉痛与无奈的叹息，不但是作者个人的感想，同时也是经受了数十年内外战争之苦，思欲过太平生活而不可得的广大百姓的心声。
今时今日，国共双方虽然不再以「匪」字相骂，「反攻大陆」与「解放台湾」的口号亦已销声匿迹。但数十年无孔不入，耳提面命的教育与宣传，在彼此民众的内心已熏染成像紫砂茶壶内的茶垢般，不易一时洗去。大陆方面，除最高领导层及党员中有胸襟、有识见而能拔乎流俗的精英不再受旧意识所拘縳外，不少党干部及文化、学术与教育中人，在说话中，在思想里，依旧残存着充满革命意识的思维。在他们的著述中，作品中，讲话中，经常显露出「革命成功者」的气焰与姿态。不独对蒋氏父子时加贬责，甚而对跟随国府赴台杰出的、对国家民族有巨大贡献的右派人士，亦难在学术文化和教育方面给他们公平的对待。不单如此，连历史上的先圣哲贤也因在屡次的破旧立新运动中，遭受冷落，甚至批斗。如此这般，遂令五千年具有不朽价值，长我育我、立我达我的传统文化和伟人事迹，遭敝屣之弃。于是乎，谈文化，便只从「五四」以来左倾的新文化来看问题；谈人物，便只有共产党人和同情共产党及认同共产主义的人才受到推崇、歌颂。对我们祖先历代辛苦经营而来的历史、文化和人物通统以「封建」或「反动」二词予以否定。致令当今中华儿女，很多人都不曾想过：在我们神州大地的两岸四边，为什么统一问题迟迟未能解决？为什么香港的民主步伐终日只听闻吵吵闹闹而欲进不前？为什么在大陆上至官僚，下至平民百姓的社会罪恶如此多？为什么国际间那么多人总是给我们过不去？假如我们用耙梳细理的方法去深入思考、分析，当会发觉问题就在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建国已六十年，但对待传统很多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文化遗产，都没有给予客观的理解和认同。教育界、文化界、学术界开口闭口「封建思想」、「封建社会」、「封建时代」，语意尽多贬讽。不知此种轻率论述徒令全世界最悠久、最丰富、最复杂多姿、最经受得起考验的中国传统文化，被最简单的逻辑将之拨入「落后无用论」的箩筐，弃置一边。尤为可悲者，是这种偏狭的态度令千千万万深爱着悠久的国家民族，眷恋着多采多姿的中华文明，神往着历代先圣哲贤、英雄豪杰伟大行状的心，感觉失去了归宿而无所依傍。
中央政府诸位英明领导：是否值得细心思考，今日台湾与香港存在的问题，是否与此偏狭意识所造成的恶果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逾半个世纪，热爱着祖国，不愿置身政治斗争而又客观冷静关心国运的人，早就发觉昔日国民政府所定国歌首两句：「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之「吾党」二字为造成后来不少有守有为，有志兴国济民的卓然特立人士，背离三民主义，投身异党的令人深感遗憾的一大败笔。孔子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圣人的智慧不由我们不虚心服膺！
其实周初封建制度，绝非我们现代人想象那么负面。它在历史上的意义，不但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长久的周朝国祚，尤为可贵者，是它所拥有的智慧，不但帝制时代从政者应该学习，即使今后世世代代掌握大权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人物，依旧值得虚心效法。现且从武王周公实行封建诸侯时所采取的标准，分析一下此制度高明的地方：
武王、周公实行封建制度是顺应历史潮流之所需，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说：「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文章指出周初实行封建之正确，及其后汉、晋实行之错误。武王周公当时所封人物可分四类：一为宗室，二为功臣，三为历史上有贡献的先王后裔，四为商纣遗裔。第一种基于血缘，第二种直接有功于周室。这两种人的封建除了政治上有此需要外，主要原因是人性自私自利的本能表现，可以谓之封建意识。
至于第三种人的封建，则是为历史纪功，为周朝敬贤，第四种本是敌人而能对其给予封疆建国，则显示胸襟宽广，有容乃大的仁者之风。对于第三、第四这两种人物的封建要给一个贴切的形容，可以称之为封建智慧。周朝之所以有八百年天下，就因为这种智慧所产生的融和作用，具体表现于政治上，则是千古传颂的周公的德政：一为以仁心待百姓，以礼乐治天下；二为礼贤下士，用人兼重德才；三为执法严明，必要时不惜大义灭亲。
封建智慧影响于后世政治，为众人皆知的先有齐桓公之重用管仲，后有唐太宗之用魏征。管魏二人曾经是其新君的敌人，在夺位之争中险些取去二人性命。齐桓公与唐太宗居然不计前嫌，给予重用，是何等智慧！何等胸襟！（唐太宗贞观之治的成功，完全得力于封建智慧的善为运用）。其后明代被大家视为雄猜之主的明太祖朱元璋，为纪念忠臣烈士生前建国之功，特于鄱阳湖之康郎山建忠臣祠时加祭祀外，对于政敌元朝为抗明军而牺牲的死节将士，亦予以表扬：建祠造像，供后人祭祀。这些超乎常人想象的非常举措，正是一位英明领导者安民心、得民心、治国平天下的英明表现。凡欲开新局、创时势、为国家建立不朽功勋的政治人物，都须具备这种识见与胸襟。
大陆若要取得台湾同胞及全球华裔右派人士的拥护，支持祖国统一，必须正视两蒋及其追随者对国家的贡献。蒋介石在大陆当政时期，吏治之败坏，外戚及不肖官员之贪枉，早为人诟病（「五四」时期为毛泽东钦许的傅斯年便曾戟指大骂孔祥熙与宋子文）但其率师北伐、领导全民抗日和坚拒美国利诱而誓守台湾，则是尽人皆知的功劳。赴台之后，汲取在大陆失败教训，实行《三民主义》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大大改善台湾百姓生活，亦为了不起的贡献。
至于蒋经国，秉承范文正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一生爱民若赤，廉洁自持，在其领导下，台湾处克难时期完成十大建设，科研经济挤身亚洲四小龙之首。不但台湾百姓感念至深，世界人士亦刮目相看，其昔日在江西赣南胼手胝足，为民谋福祉，至今百姓仍怀念不已。
国家若能从此一角度正视蒋氏父子之历史地位，效法汉高祖封雍齿的智慧与胸襟，不再以多年惯用的革命意识看待蒋氏父子，连同他们广大的右派学者、专家、教育及文化人士，一并以求真的态度收入现代史册，让优秀的史学工作者自由研究，还其本来面目，给他们中肯公道的评价，我相信，海外支持台湾重归祖国怀抱的呼声必会大大提高！
当今世界，政治舞台波诡云谲。领导人普遍轻道义而重功利，薄诚信而尚巧诈。先进大国怀恋昔日帝国主义时代的光荣，殖民主义心态余波荡漾，时刻思欲支配他国，从中渔利。对于像我们中国长期积弱，任由宰割，而至今日渐露复兴势头的国家，内心尤觉难于平衡，潜意识中时欲加以打压。对我国台湾问题与西藏问题，视为可资利用、可予打击弱点。不惜以非作是，以错作对，以善当恶，以假乱真，欺蒙世人，藉此煽动群情，制造反华言论。若干所谓世界大媒体，不惜丧失公信，推波助澜。用心之险恶，令人发指。国家当局面对此艰难局势，不能不特加冷静，小心应对－外以求理解于世界正义人士，树立爱和平、重公理形象；内则藉充满诚意，大方得体行事改变台湾同胞印象，使其对国家渐增理解，产生归属之心。
信内各项建议，都从历史、事势、法理、人情各方面深入研究，细心考虑而得。目的在为国家提供两岸乐于接受之原则，以展开谈判，建立互尊互信，和平共融局面，让统一大业顺利完成。
悠悠历史，证明人类天性有三大害怕：一怕权益受损，二怕尊严受伤，三怕生命受威胁。台湾同胞面对国家统一问题，不担心生命受威胁，但害怕权益未受充分保障，尊严未获应有尊重。
即将上场的马英九，由参与竞选开始，对两岸问题，一直显得戒慎恐惧，唯恐于两岸关系，一不小心，会令国民党重蹈覆辙，大受伤害，令台湾百姓失去幸福自由。
大陆要与中华台北新政府（马英九已严肃声明不愿做「台湾国的总统」。他希望能以蒋经国在世时已决定使用的「中华台北」名义参加国际事务。）建立良好关系，必须对台湾由历史至现实都多下知己知彼工夫。只有对台的点、线、面、体各方面都有客观认识，才能制订出因时制宜的策略，让国家统一事业收事半功倍之效。
现且以马英九为例，举其个人所具若干特点，供中央参考，以见今后对台工作，断断不能一如既往只从己方立场与愿望出发去构思统战大计，否则将会错失来之不易的大好时机。
马英九个人所具之特质及其性格可分两方面说明：
（一） 得自传统方面的－
1) 马英九的人格自小得其父秉承我国传统士大夫的优良品格－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的教导，表现于做人为官，
能做到择善固执－有所为，有所不为。
2)
马英九虽在美国取得法学博士学位，但回国任事后，跟随蒋经国多年，亲炙其身教、言教，深受来自范文正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国为民精神感染，养成了一种出类拔萃勇于任事的廉洁风格。
3)
马英九出身国民党家庭,对蒋氏父子不屈于美国之胁迫利诱，勇于肩负国运使命的勇气,服膺至深。就其言谈与视其当选后亲谒二蒋陵的凝重神色中，隐然流露出继承前人的沉毅、果敢抱负。
4)
马英九幼受党国教育，自觉肩负着国民党与中华民国的党国尊严，（这份尊严源于中华民国之创建与国民党之成立）和二千三百万台湾同胞的重托。他一言、一行，一主张、一决策，都关系着党国的命运和台湾百姓的福祉。
（二） 来自现代方面的－
1)
马英九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其政治生命与台湾的改革开放同步。当其挟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名衔返台从政后，不多年台湾的民主运动便告展开。马英九以其出于污泥而不染的品格和优良的西方教育背景，及其于公众面前善于表现自我的性格，在民主战场上一再挫败强敌，创造辉煌成绩。可以肯定，他将来不但在台湾民主发展史上留下美名，同时也必于中国现代史写下传统的优质文明战胜忘本自利、卑鄙龌龊的混浊欲望。这是在此价值混沌时代，十分重要的激浊扬清的一章。
2)
马英九以其先天、后天的优厚条件，在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下，培养成出类拔萃的从政质素。加以入仕后得遇既是明主亦是良师的蒋经国，铸造成他日后飞黄腾达的阶梯。
果然，因缘际会，在民进党陈水扁辈得意忘形，不可一世，胡作妄为而国民党高层大叹才难之时，马英九在众望所归的情况下，先后击败了野心裂土自肥的一小撮民族败类，稳住了台湾的危局。两次了不起的胜利充分见出马英九已经将自己磨炼成一杰出的民主人。
作为一个成功的民主人，最令人担心的是在民主质素日趋下降的当儿，很容易在不知不觉间沾上「一切为了选举」的恶习。尤其是马英九此次竞选成功的策略，主要是对民进党擅于煽动及骗取民情的技巧，实行「师其所长而夺其所恃」－学习民进党之所长而反制民进党，结果大功告成。
果真如此，则马英九未来的施政作风，未必能秉承传统政治家择善固执的勇气，去坚持他来自前贤与蒋氏父子一切以五千年国族为念的不舍不弃精神。为了追求连任，很可能会被民进党与台联党的台独意识与竞选策略牵着鼻子走，随其起舞。如是，则日趋宁静的海峡，不难再起波澜。
对于影响台湾未来命运的领导人的性格和特质有了充分的认识，国家应该作出怎样的应对？这是关系国族命运的一大课题。处理得好，不但两岸同胞同受其益，甚而国家前途亦必光明灿烂；反之，不但两岸和谈难于展开，甚而广大炎黄子孙亦必因两岸政治与军事角力的折腾而蒙受其苦。
当此关键时刻，国家最高领导当局，务请认清以下四事：
（一）
台湾这次两大政党的选举，胜负不是取决于地域与族群，也非决定于层出不穷，无所不用其极的竞选技巧。而是取决于文化质素之优劣与道德情操之高低。传统社会对于从政者务必德才兼备的严格要求，终于在人性良知的显现中重见其不朽价值。这不但证明潜藏在台湾同胞内心有经受得起考验的中华文化优良因子，更令人欣喜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魂励魄在散涣久衰之后，再次萌发抖擞的生机。
（二）
从政治的发展看，台湾已经进入民主选举的政党轮替阶段，任何人主政，最多不能超过八年。政策的持续性难言稳定。执政党一旦下台，新政府上场又可能面目全非。「九二共识」屡屡不为民进党承认，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今后国家统一大政，断不宜偏赖某党或某些人士。否则人事一改，面目一新，一切又有可能被推倒，令多年努力尽付东流。
（三）
古语云：「民为邦本」。我国自夏、商、周时代始，已深知民心对政治影响之重要。今日民主时代，民意更可直接决定国家及社会的命运。过去国家对台策略只着重对政党及统治阶层作统战，而忽视了老百姓的感受。基于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深植与感染，（台北市和台南市都有规模宏大的孔子庙，历代贤哲配祀其中，足见影响深远。）老百姓本来有心向祖国的潜在因子，奈何国家却显示不出对他们的重视与关怀，致令数典忘祖的民族败类有机可乘，实行颠倒是非，蛊惑群众，破坏统一大计。今后国家统战策略必须改弦易辙，以台湾全民乃至全球华人为对象，本光明正大的动机，以无私的诚意从历史、事势、法理、人情四方面解释国家统一大业乃整个中华民族的神圣使命，是炎黄子孙世世代代幸福之所寄。凡我中华儿女能参与其事是不世之荣业，不朽的功勋！
（四）
过去百年中国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世纪。我们曾经在亚洲建立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又曾经是亚洲共产主义国家的老大哥。两次伟大的革命都给人们无限的憧憬，但十分可惜，这两次革命最后却留给人们一连串灾难深重的动乱。由辛亥革命推翻满清至今，国家从未有过一日真正的统一，百姓从未享过一天真正的安宁。
虽然邓小平由一九七八年领导开放改革，三十年来取得重大成就，但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社会问题和国家统一问题依旧荆棘满途。其中尤以国家统一问题至为艰难，也至为迫切。深究其因，皆由于二十世纪这个五千年未有的大时代，我们由于备受内忧外患困扰，对现实政治深感不满之余，在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下，绝大多数爱国心切崇尚西化的知识分子，对由传统承传下来，足以警顽立懦，促进和谐团结，维系国家统一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德育给催毁了。纷至沓来、矛盾重重的多元价值在神州大地左冲右突，将人与人之间彼此信赖、相互关怀的、共同勉励的「心桥」彻底破坏，造成今日十三亿同胞有十三亿不同的理想和价值，表现于对国家历史的认知上，呈现出四种对国族融和具有绝大负面作用的史观：
有人将历史看成一无是处，把近世中国种种的不幸完全归咎于古人。
有人在到处弥漫着功利主义的年代，把历史教育视为徒然增加学子负荷的包袱，既无补于世道人心，也不能助其取得更多财富。
又有人将历史教育当成达到政治目标的手段，用阶级斗争的现象去解释悠悠五千年中国历史的演变，希冀以一方之见否定尽各派史观。
更有人在国家多难时期，亟谋割裂国土，另建新国，以自外于中华民族，把理所当然的历史承担视为追求独立的绊脚石，恨不能一举而将之尽弃。
将一切不幸委过先辈的人，其心态彷如一个家道中落的「二世祖」，终日只知怨天尤人而不思振作。中国历史在他们心中，不但难得一公道，更严重者，他个人的民族自信亦必荡然无存。
认历史教育为包袱、为负累的人，心里只有一个「利」字。何谓国家民族？何谓祖国文化？何谓责任道义？这些东西在他们眼中统属无聊，不值一顾。
用阶级斗争现象作为唯一真理去解释历史演进的人，常喜断章取义，用历史去迁就自我的政见，毫不重视史学上多元发展的求真精神。
藉割裂领土的手段，以达其自外于中华民族野心的人，其心最可耻，亦最可诛；即使「数典忘祖」四字，也不能形容其卑鄙与丑恶。
在以上四种思想的支配下，我们现代中国人对历经验证，为人民大众乐于接受的伦常观念和「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民胞物与，乐于众同的博大精神，一概视之为落后，摒弃之唯恐不及。
今日广大中华儿女为追求个人荣利，毫不考虑仁与不仁、义与不义；只讲求快与不快，多与不多。如此是非不问，善恶不分的利欲熏心下，试问怎还有人愿为国家民族作出牺牲、奉献？国家统一之路如此崎岖，如此难行，实有深层次的民族及文化的根源因素。非得以超时代的胸襟（超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五十九年，扩而至于中华民族五千年），超法理的识见（两岸问题的解决，有赖双方同胞血浓于水的感情，和共同赖之以长以教的中国文化的深切体认），和超技术的修养（过去两岸问题交涉，好像一场没有赛时，没有赛例，没有裁判的自由搏击，永远难有结局。）去展开谈判不为功。
《中庸》云：「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又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只有以至诚之心彼此相尊相重，相亲相爱，才能激发起渡尽劫波后的兄弟之情在心里重现。至此，则昔日同是为国为民，只因信念不同所造成的恩恩怨怨，当会烟消云散。而天朗气清，云开见月的好日子自然快将到来！
语云：「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这是二而一，一而二的道理。没有时势，英雄无表现的机会；没有英雄，时势亦只得徒呼奈何。只有具此时势，有此英雄，然后始能风云际会，创造出不朽的事功。
今日的中国正出现一个给英雄人物发挥抱负的大好机会。海峡两岸分裂对峙六十年，凡关心国族命运的同胞，莫不翘首引领，希望多难的祖国能把握时机，实现和平统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邓小平是最能把握时机创造时势的英雄人物。邓公的三大法宝是解放思想、实事求事、因时制宜。今日中央领导群英都是邓公的好学生，忠实的追随者。全球炎黄子孙怀着至诚之心，至切之情将国家走向盛世的统一大愿寄托在诸位身上。深盼国家最高领导当局能体恤这份久而弥深的愿望，从历代先圣哲贤的睿智中，仁人志士的胸怀中，和英雄豪杰的勇气中体会出国家统一的大道理，将两岸骨肉相连的情谊用世代共仰的仁、义、礼、智、信连结起来，让大家携手迈步，一同迎向黎明的曙光！
敬祝
祖国国运兴隆，人民生活幸福，
全心全意为国为民的公职人员身心康泰！
岑练英谨启
二ΟΟ八年五月二十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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