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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暨中央诸位领导：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虽是晚明时代顾炎武所说，但其精魂励魄却是五千年中华民族经历千锤百炼磨砺以成。自轩辕黄帝立国以来，中国赖之由兴而盛，由弱而强，由被打败而复兴，被欺侮而崛起，每一阶段的坚忍不拔奋斗，每一位中华儿女的热血牺牲，都由于这八个字的精神感召所致。今时今日世人再不敢以「东亚病夫」轻视我们，都愿以公平尊重的态度对待我们，原因在此。
经历了百余年的屈辱，国家在廿一世纪的今天，虽然已无败亡之忧，却仍有如何能令祖国由弱转强之虑。摆在眼前的事实，国家要真正进入盛世，关键在以下三事之处理是否得宜：
一是国家政策能否取得全球炎黄子孙之归心？
二是台湾统一问题，两岸能否及早取得共识？
三是香港的民主改革能否顺利达成？
这三事做得好，今后国家的一切事务便无往而不利。
一份关怀祖国的赤子心
练英生于日本侵华时期，身历国共内战及一九五七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早期的统治，曾亲历「镇反」、「肃反」和土地改革雷厉风行等运动。由于当时尚处少年时期，故虽因家庭成份之「不良」，饱受新政府和新兴阶级的敌视，犹幸基于宪法的规定，得免于惨酷的斗争。虽然于饥寒交逼及精神备受虐待的情况下，内心确曾深怀怨愤，但由于年龄越长，阅读历史越多，越是认识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之艰难，除非有幸得逢周、汉、唐、宋及明代开国的英明之主，否则百姓所受灾苦只属程度上之深浅不同而已。
一九四九至五七年，八年来在毛泽东勤于斗争的管治下，恐惧与辛酸是此一阶段的写照。这些令人害怕的记忆不时在梦中重现，一惊醒来，全身冒汗，确实使人害怕。犹幸此震撼性的影响力并不足以动摇一份发自内心的良知，和源于读书明理的强烈的爱国坚持。
一九七一年我在硕士论文《中英烟台条约研究》的序文中，开宗明义写下了两句发自内心的说话：
「离开国门越久，越难忘记故国泥土的气息。国家越是多难，越难放下对祖国前途的担忧。」
基于这份挥之不去的感情，我除了在乡思如潮的激荡下，会吟诵起苏东坡「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这两句有强烈共鸣的词句外，有关祖国的内政、外交和在国际间的事务，无时无刻不萦绕心中。因此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时势的转移而热起来的香港回归问题和九十年代台湾的统一问题，便牵引着我的思绪随事态的发展而起伏奔驰。香港由过渡时期的中英谈判及回归后的政制发展，一共写下的笔记不下数十万言，关于台湾的统一，沉思所得亦不下十万字。
一九九零年在台目睹李登辉于台湾初行民主的选举过程中所表现的野心和手段，及其以国民党主席身份对民进党议员破坏建制和刻意激化族群矛盾的狂妄行为的偏袒和回护，在日记中已断定其为处心积虑、别有用心的台独主义者。尽管基于一时间来自党（国民党）国的束缚而不敢公然提出，贸然推行，但台独危机的火药库已然开始建造。在此关键时刻国民党倘不察觉，或基于个人权位与利益轇輵而不敢对李登辉有所箝制，诚恐不久之将来，当李登辉羽翼已成，国家领土割裂的危机便会大大加深。
为此，于一九九零年四月，练英由台返港，立即写了一篇详析台湾统一时机之不容有失，及如何可令台湾同胞乐于与祖国共赴统一运会的文章，投寄报社，希望引起国家领导人及爱国有心人之关注。岂料向来对台冷漠及对国家统一大业素不关心的香港媒体，竟腾不出适当篇幅让文章面世，遂令一篇经过深入研究大有参考价值的文章未能披露于国家领导人之前，以致对台政策失去了一个了解全局，听取多元意见的好机会。（原稿现仍保存，文内所陈各事，今日证之，具见洞烛先机。现将之收录于本书第三章）。
回顾过去十八年的发展，相隔一海峡之两岸彷佛成了两道永不相交的铜墙铁壁，统一运会不但未有寸进，更使人担忧者，是隔开此两条「平衡线」的海峡，在台独分子的阴谋操控下，越来越见扩阔，令统一运会日见艰难。
汉武帝的治国智慧足令我们借镜
我国历史，自秦朝统一六国后，第一位带领中国走进盛世的鸿图大略之主是汉武帝，他以简洁有力的说话讲出开创大局的智慧：「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国！」事实证明他在历史上的空前成就，主要由于他能做到由谋万世而至于谋一时，由谋全局而至于谋一「国」。
今日台湾问题，不是一省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
不是五十余年的问题，而是五千年的问题；
不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或民进党的问题，而是全国上下炎黄子孙的问题；
不是政治与军事的问题，而是广及于历史文化和教育的问题！
可惜过去我们国家处理台湾问题，由于注意力过分集中在一省一党和一些认为可资利用的人士身上，而忽视了横阔的面，及由时间、空间和人事所组成的整个全体。国家在讨论统一问题时，坚持「是中央对地方的谈判」，台湾是中国一个省份。国民党掌政时，认为只要与国民党谈判达成第三次国共合作，统一大业便可水到渠成。
还有，讲到国家统一关于「国家」一词的观念时，只局限于一九四九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欲求达政治上的统一目标，又常显示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可为后盾。总之由观念之提出，至政策之实施，与策略的运用，在在要将台湾弱化、矮化。称中华民国政府为不合法的政府，台湾岛是中国的一部分，管理台湾事务的政府只是一个地方政府……台湾回归祖国应以一个地方政府的身份回归，绝不容许有「中华民国政府」的说法。
若从统治的土地、人口及在联合国的身份与国际地位看，这种观念确然有其理，亦合乎法。在此理与法的基础上，中共自觉宽大为怀，答应回归祖国后的台湾可拥有高度自治的政府和自己的制度，甚而自己的军队，条件不可谓不优厚。除此之外，还答应台湾领导人可加入国家最高领导层，而台湾同胞向来所享受的法治和自由生活，均会获得保障。开出的所有条件，看似情、理、法兼具之余，还享有政治地位的无上光荣。国家以为以此优厚条件，台湾上下对回归祖国应会乐于接受。
岂料事实告诉我们，国家这份热切诚恳的渴望和用心良苦的构思，台湾当局不但毫不动容，反而多年来的所作所为与国家的统一期望背道而驰。致令「九二共识」所带来的渐近的足音，近年又变得越行越远。如此吊诡，怎不令人伤神？
苏东坡有一首〈题西林壁〉的诗这样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好一句「远近高低各不同」！
过去大半个世纪，国共双方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与民生诸方面的主张都南辕北辙。为了这些分歧，在战场上、在社会中、在国际间斗个你死我活。最后胜负虽已分明，但棋局却未终结，此所以令国家有今日的「统独之争」。
当此山重水复之际，国家领导诸公料应想及邓小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名言。邓公以生动形象的生活事例印证此一道理。他说：「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便是好猫」。
据此道理反思，国家过去的对台政策，经过二十余年的实践，似乎证明出并不符合「邓氏定理」的要求，此点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邓小平的后继者料应察之甚明。
中共党员人人皆知自邓小平复出掌政，便特别强调从得失成败的历史中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总结探求因时制宜、与时俱进的真智慧。一九七八年至今仅仅三十载，中国能创下令人刮目相看的经济奇迹和相对稳定的局面，完全得力于邓小平过人的智慧、识见与魄力的英明领导和启迪。一九九七年邓先生以高寿辞世后，中国经济依旧稳步上升，中国国际地位日见受重视，皆因后继的领导当局能谨遵遗教，勇往直前。今日台湾问题所以棘手难解，一方面固因台湾执政当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大玩政治把戏所致。另一方面，亦因自邓小平逝世后中共最高当局的行政结构已经改变，权力之施行难再凭一人智慧、一人权力而一锤定音。
邓小平虽为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实际上他是中共革命时期与毛泽东、周恩来同时代人物。且亦追随毛、刘、周之后成为第一代领导集体一员。以中共惯常作风，毛、刘、周之后继承权力者，必须于党、政、军方面有重大贡献，在人民心目中威望甚高。衡诸当代（七十年代）人物，真是舍邓其谁！此周恩来所以于四人邦余势尚在，荆棘犹存之时，苦心孤诣，力保邓为第二代领导核心之故。由于邓公对中国共产党之忠贞，及其所具「斯人不出，奈仓生何」本领，乃令对其知之甚深的毛泽东许其复出。其后虽经历三下三上，终以其经受得起严格考验的坚韧之质，重新掌握政权，带领多难的祖国踏上复兴新纪元。
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国能转危为安，转弱为强，邓小平是关键中的关键，重要中的重要人物。他那一锤定音的威望确是实至名归。
邓小平曾说：「假如蒋经国尚在，台湾的统一问题将会顺利得多。」此话十分有理。
其实只要蒋经国多活五年，台湾统一的大前提，相信早已谈出头绪。
又假如邓小平能多活五年，国家统一的曙光必然早已来临。
为什么如此说？
凭邓小平所具备的大智慧、大勇气、大魄力、大胸襟和大决心，可以推知。
因为邓先生自少年时代参加共产党开始，由革命而抗日，由抗日而内战，由内战胜利而建国，由建国后参与国家大政，种种事业和运动，都身与其事。个中艰难甘苦，可谓备尝至深。活脱脱的亲身经历，磨练出他的智慧，激发起他爱国家爱民族的深厚感情，引透出他悲天悯人的仁者之心，使其在斗争哲学的氛围中解放出来，成就了超时空的伟业。邓公晚年在政治上的新见解，在经济上的新触角，在国家民族命运的新抱负，都是当代无人能企及的，他不愧为开创时势的真英雄。
今日国家最高层的精英，虽都曾经历千锤百炼，从「少林寺大门」出来。但由于其生也晚－既无邓公所逢时代，也无邓公所遇的艰难，是故个人智慧无论如何高，为国为民之心如何热切，总难有邓公之识见与威望。何况今日国家政体的最高领导层，已然由一柱擎天时代发展而为日趋民主的「集体禅让」，事事由集体智慧与意志解决，一锤定音格局显然已进入了历史里程。「台湾统一」这个由旧时代一直拖延至今的大难题，必须有激然而起的新观念、新勇气、新魄力去面对，才能使之顺利获得解决。际此澎湃奔腾，急流飞湍的新时代，身为炎黄子孙的我，愿稍尽匹夫之责，献上多年所思意见，供国家最高当局览察。恳切期望此中有一二能触发新思维的酵素，以有助于廿一世纪新时代祖国统一大业之早日完成。
《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两句掷地有声的至理名言，道尽人性的最大渴求与最大需要。简单来说，是身为人类既需要物质的温饱也需要精神的满足。《管子》所说的仓廪和衣食是物质，礼节与荣辱是精神。当衣食温饱之后，人于具体生活中最渴望得到的，是别人的尊重。因此人类幸福的生活，具体来说，就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同样须要重视，须要满足。作为国家领导人，必须令老百姓看到这幅幸福的远景，才能令亿众归心。
过去国家对台政策，虽然向台湾掌政者提出许多优厚的条件，但这些条件：
第一，主要以台湾掌权派为对象，而忽视了广大民众；
第二，条件的内容只偏于物质性的满足，而忽视精神的渴求；
第三，这些条件表面上看，似以「对等」地位看待台湾，但台湾方面却以为实质隐
含浓厚的招降意味，充分表现出以强凌弱，以大压小的心态。
在这种表面看似完美，实质隐藏着对广大人性照顾未周的缺憾中，台湾岛内与政治利益无直接关系的老百姓，完全感受不到国家的厚爱。基于生活环境之不同与文化教育背景之异趋，他们脑海中对中国共产党，有的只是历史的伤痕和传媒及书刊所描述的令人思之犹有余悸的事故。在创痛之感未除，惊惧之意仍在的情况下，除非国家有令其感觉公平合理而又受到尊重的政策，表现在具体行动中，和足以取信的诚意。否则，怎能将多年的内心阴影一一驱除？
大家都知道除非国家处于严重受伤害，非战不可的局势，否则在一个和平世代，断不应用战争去解决内部矛盾。何况久经多年战与乱的神州大地，更何堪再陷于生灵涂碳、玉石俱焚？国家就基于这一点爱护同胞的恻隐之心，乃令数典忘祖的台独分子有可乘之机，肆意大搞割裂国土的活动。加以存心不愿见中国兴起的美日为之暗为鼓动，遂令这些不肖败类更肆无忌惮，丧心病狂！
国家处于和战两难局面，若不改弦易辙提出有效办法，把握不容再失的机会促成和谈，深恐统一大愿，将更拖延时日。语云「夜长梦多」，凡我深爱祖国的炎黄子孙，能不为此担忧？
练英是亿众热爱祖国的中华儿女一员。五十年来无时不想着祖国能复归统一，让分散的家庭得以团聚。
从历史的研究与传统智慧之印证，发现今日两岸之间要握手言和，只有用孟子「仁者事小」和「智者事大」的爱心、智慧与胸襟周旋其中，才能搭起一座互相信任、互相往来、互相沟通的心桥。
现将多年来有关台湾统一问题的思考所得，诚恳地奉献给祖国。希望在国家高层领导群丰沛、聪慧的思想之泉，加入三数点新来活水，让统一的思维之花在适当的灌溉下，绽放出新颖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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