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勢造英雄!

    英雄造時勢!


    歷史足以證明這兩句說話,各有其道理。沒有時勢,英雄無表現的機會;沒有英雄,時勢亦只得徒呼奈何!惟有具此時勢,有此英雄,然後始能風雲際會,創造不朽的偉業。

    今日的中國,正出現一個給英雄人物發揮抱負的大好機會。四十年來兩岸分裂對峙之局,露出了和平統一的新機。

    不要以為此一機運是由某黨派,或某方面的領導人物所造就。其實歷史上任何契機的出現,都是源遠流長發展而來的,絕非偶然。唐朝出色的政論家柳宗元,論周初推行封建制度的成功,並不認為是武王或周公的創意。他說:「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真是一語中的,充滿智慧的名言。無怪新文化運動大師胡適,在談新文化運動的出現時,也曾指出時勢的發展是最重要的因素,人的努力,只能起催生的作用而已。

    由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誕生起,國民黨與共產黨由於所信奉主義的不同,與所追求理想的殊異,已注定最後必須作一次生死的決鬥。雖然在現代史上,國共兩黨曾因國家遭受內憂外患之煎迫而促成兩度合作,但最後還是凶終隙末。好不容易八年艱苦抗戰剛結束,槍桿子便立即由對外轉而對內,爆發了慘烈的內爭。經過三年多的骨肉相殘,共產黨終於奪得大陸政權,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向世人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而國民黨於新敗之餘,亦只得將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

    在中國,這種由「一個國家一個體制」,演變而為「一個國家兩個體制」,甚或多個體制的情況,在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從史學的觀點看,即使分裂為多體制如五代十國時期,中國依然還是一個中國,因為國家不等於政府,政府雖可代表國家,但絕不等同國家。事實上,中國立國五千年,國家始終是一個,但政府嗎?太多了。不單漢朝是劉氏的政府,唐朝是李家的政府,清朝是愛新覺羅的政府;甚至北宋年間,司馬光為相,可稱為司馬光政府,王安石當首輔,亦可稱為王安石政府;如現代民主國家美國,列根在位,稱列根政府;布殊上場,稱布殊政府,道理正同。

    因此,務實地看,由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起,中國實際上已出現了兩個主張不同的政府。儘管雙方皆以正統自居,指對方為不合法。但嚴格來說,即使昔日國民政府身在聯合國,而中共被拒諸門外;今日情況正相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已貴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務理事國,中華民國政府只能望門興歎。但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無論誰在聯合國的殿堂,誰不能進去,皆不足以否定中共在大陸,「國府」在台灣,俱是如假包換的,實實在在的統治,誰也不能抹煞誰。

    國共兩政府由于皆欲成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數十年來,彼此攻擊,互相敵視,亟欲將對方併之而後快。中共高呼「解放台灣」,「國府」大叫「反攻大陸」,如是者,足足呼喊了三十多年。

    在這數十年間,中國人民被兩道平行的、堅硬的銅牆鐵壁分隔著,永遠不能相交,永遠不能來往。沒想到時間可改變一切,隨著國際大氣候與國內小氣候的轉變,深仇大恨的敵我,亦可醞釀出若干融通。事實上,倘能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正視客觀的現實,任何人都會發覺,無論「解放」也好,「反攻」也好,都已淪為空洞的口號,斷無實現的機會。若要讓祖國重歸統一,除了握手言和,別無他途。

    在中共「葉九條」(一九八一)和「三通」的連環攻勢下,「國府」長久以來,均處於被動。直至一九九〇年五月二十日,李登輝藉著就任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對外發表演說,始正式呼籲中共展開統一和談。演詞中有這樣的一段話:「如果中共當局能體認世界大勢之所趨及中國人的普遍期盼,推行民主政治及自由經濟制度,放棄在台灣使用武力,不阻撓我們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開展對外關係,則我們願以對等地位,建立雙方溝通管道,全面開放學術、文化、經貿與科技交流,以奠定彼此間相互尊重,和平共榮的基礎。期于客觀條件成熟時,依據海峽兩岸中國人的公意,研討國家統一事宜。」(二〇〇八年七月一日補註:當時之李登輝羽翼未豐,雖身為總統,亦只能以委曲求全態度代國民政府發此呼籲,可惜中共未能好好把握,以致坐失良機!)。對「國府」來說,這確是「大陸政策」的一項大突破(是蔣經國生前早已定下的大方向。)

    中共方面對於李登輝的呼籲,指為目的在搞「一國兩府」,製造兩個中國。由此看來,一時之間,兩岸恐仍不易取得和談的共識。際此關鍵時刻,身為炎黃子孫,實應同心協力從各個方向,以各種不同方式努力促成統一運會的實現。趁著一線曙光的初露,撥開雲霧,迎接光芒萬丈旭日的來臨。